论辛亥革命前后的庄蕴宽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急剧的转型时期。围绕晚清封建帝制的废立和辛亥政权的归属问题，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进行了既对立又联合的激烈政治演出。庄蕴宽作为江苏立宪派的重要一员，凭借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巨大的活动能量，在东南地区光复和江苏新政权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探究辛亥前后庄蕴宽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实践，不仅可以体察历史人物在特定时期思想发展变化的复杂性，而且对理解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也有所裨益。

    庄蕴宽(1867～1932)，字思缄，号抱宏，江苏常州人。光绪十七年(1891)考中副贡后步入仕途，于1896年赴广西任职，十余年问历任百色厅同知、平南知县、梧州知府、太平思顺兵备道兼龙州边防督办等职，愤于清廷腐败，于1909年底辞官归里。庄蕴宽主政广西期问，以清廉刚直、爱民惜民自守，勤政为民，造福边区。但是，他在广西一隅也深切感受到清政府列强环伺、国弱民贫的处境，对晚清的政治现状有所不满，便与当时的维新志士有所接触，对维新派的社会改良方案深表认同。1894年，庄蕴宽随广西浔州知府夏敬颐赴京为太后贺寿，得识倾向光绪新政的文廷式等人，心系民族危亡的庄蕴宽与他志同道合，过从甚密。1897年，庄氏身处桂林，恰逢康有为来此地讲学，发起“圣学会”，出版《广仁报》，与康的交往使庄蕴宽直接接触到维新思想的精髓。当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牺牲的噩耗传来，时任百色厅同知的庄蕴宽“为不怡累月”。

    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庄蕴宽又希冀资产阶级革命派来挽救民族危亡，随即开始接触革命派重要骨干，并不顾自己清政府官员的身份冒险襄助革命派领袖。1902年冬，庄蕴宽在河内参观博览会时结识《中国日报》主笔陈少白，二人倾心交谈。庄氏在民族危亡问题上痛言非革命不能救国，有“吾等以官为食，欲罢不能，如有机缘，亦可相机反正”等惊人之语。1906年夏秋之交，黄兴谋划在广西革命，化名潜入龙州求见庄蕴宽，受到庄之亲信岳宏群的接待。庄氏冷静权衡局势，认为时机尚早，情势所不容，仅以龙州一地起义，不足以成大事，徒然糜烂地方，应待机而谋。如此分析得到黄兴认同，遂放弃原计划。庄氏资金二百作为路费，秘密派兵护送其出镇南关。及1907年黄兴亲自主持镇南关之役，冒险出入越桂问，不慎为法警截留，庄蕴宽请法国教堂司铎出面保释，使其幸免于难。庄蕴宽虽然十分倚重革命派，但作为清廷地方官员在属地上策动起义要冒巨大风险，认为革命时机尚不成熟可能仅是托辞，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暂时还没-有做好参与革命的准备，而后来的事实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庄蕴宽虽未决意参加革命，但在广西对富于革命思想者并不介怀，甚至乐于与之共事。他借清末新政编练新军之机，邀请同盟会会员钮永建主持广西边防教导团和讲武堂，邀请有“边地先觉”美誉、广西籍日本留学生曾汝璩担任边防法政学堂监督，邀请蔡锷做陆军测量学堂总办，邀请汤尔和驻龙州襄理一切。又通过赴日本考察军政吸收大量革命倾向明显的留日士官生来桂效力，其中包括李书城、王孝缜、孙孟戟等人。这批新式人才在广西分担军政学各职，他们在所处岗位宣传革命思想，将学堂视为培养革命力量的基地，散布了广西革命的种子。故史学界在辛亥革命区域研究领域，针对广西革命力量聚合有这样一种观点：“外省籍革命人士来到广西工作大体通过两种关系，一是经李经羲、郭人漳的关系，一是庄蕴宽、钮永建的关系。

    1910年初，庄蕴宽因出任吴淞商船学校监督而h居上海，因地缘之便，与同乡立宪派人物赵凤昌时常往来，并于同年加入张謇等人筹办的预备立宪公会。此后，他便与赵凤昌、张謇、汤寿潜等人往来甚密，并利用个人丰富阅历和深厚人脉为东南地区光复及江苏新政权建设奔走出力，其政治主张也渐与立宪派趋于一致。现以时为序分述如下：

    1911年秋，武昌首义，全国震动，江浙士绅中同情革命的人士联袂而起。此时庄蕴宽率性移居赵氏在沪的居所“惜阴堂”，据赵凤昌之子赵尊岳遗作《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记载：“自兹以降，日事部署。庄蕴宽时同寓寒家，问邀其旧部党人钮永建、王孝缜、赵正平等来谈。旋长沙黄兴、番禺汪兆铭、余杭章炳麟、桃源宋教仁、长沙章士钊、三原于右任先后至，筹事缜密，服劳勤挚，即于役南北奔走其事。”面对骤变的革命形势，上海同盟会也准备举事响应。李燮和自粤来沪策动新军，部署行动。革命党人陈其美、高尔登冒险前往江南制造总局说服张士珩投降，却为其所扣。据其子庄循义回忆：当时庄蕴宽闻讯迅速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李平书商议，建议李立即亲率商团及南市救火会速攻制造局．救出人质，进而光复上海。稍后会党同人共商对策，遂决定于9月13日21时合力攻打制造总局。张士珩闻风先遁，革命军顺利攻入制造局，救出陈、高二人，一鼓作气，乘夜进军，至拂晓光复上海全城。在上海起义的前夜，庄蕴宽极力促成李平书等绅商积极参与革命，为上海光复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