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诰与武昌起义(3)

        二  

191 1年春，同盟会策划在广州举行黄花岗起义，共进会领导人刘公、孙武等计划在武汉响应。5月初，接到黄花岗起义败讯，孙武等决定联合文学社，在两湖发难，而文学社也有联合共进会的计划，但两个团体领导人存在门户之见。几经周折，9月14日，双方达成在武昌起义的共识，并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负责领导起义。起义领导机构成立后，决定分军事、政治两个方面进行准备。在军事方面，成立临时总司令部，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等为参谋。在政治方面，革命党在汉口设立政治筹备处，由刘公负责，另设常驻政治筹备员和政治筹备员，协助起草文告、绘制军旗等政治事务。至于陈宏诰任何种职务，史料也有两种说法。一是调查部成员。辛亥革命志士杨玉如所著《辛亥革命先著记》持此种观点：“调查部：正长邓玉麟，副长彭楚藩。部员：陈宏诰、徐移山、蔡大辅、赵士龙。”-是任政治筹备员。李春萱所著《辛亥首义纪事本末》，、张国淦所著《辛亥革命史料》持此种观点。然而不论系何种职务，陈宏诰都是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首先，陈宏诰在领导起义的两个最重要的机关——总指挥部武昌小朝街85号和政治筹备处汉口租界宝善里活动，并参与了武昌起义重大事项的决策。10月9H，孙武等人在汉口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失事时，在武昌机关的蒋翊武等人正在商议工作，听说了汉口情况，马上讨论应对之策，陈宏诰也在现场，他力持及时举行起义，结果，蒋翊武果断下令当晚举事，决定以南湖炮趴发炮为号，各标、营立即响应，并派邓玉麟、陈磊等分头通知各标、营。由于清军戒备森严，通知未能及时传达，起义流产。而在当天，清军得到革命党人名册，大肆搜捕，同兴学社、襄阳学社等多个机关被破获。当晚10时后，蒋翊武等人在小朝街85号起义总机关等待炮响，结果，被军警包围，蒋翊武乘无人注意时溜走，陈宏诰与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同时被捕。但因其父供职于巡警道，陈宏诰不仅幸免于难，而且免于牢狱之灾。关于陈宏诰被捕的具体情况，史料说法不一。一说在押送途中因与警察熟悉，被警察偷偷放走：“宏诰与来捕之警管识，亦中途纵逃。”_说被押送到巡警道署后很快被释放：“被捕诸人先被送到警察厅，警察厅有人认识陈宏诰，便说：‘他的父亲在厅内当科长，大概也是去办案的？’陈连声说是，一面说一面就溜走了。”说被押到巡警道后，经多方营救才获释：“君以其父彼时供职警察总署，得警员数辈多方解说，脱于狱。”革命实录馆收集的“三烈士供词”印证了第三种说法。供词提到，当局曾提审过陈宏诰：“旋逐一问襄阳学社所提之牟鸿勋、陈宏诰、陶德明（陶德琨之弟）等，均各言系[在]学学生（闻临问明时，琨并在堂土听审。琨系督署会议[厅]审查官，并不知革命为何物。）”说明他在巡警道并未轻易获释。而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被杀害，其他被捕人员则被收押，直到起义成功后获释。其次，10月10日起义成功后，陈宏诰也处于权力中心，例如，颁布军纪，禁止民军随意开枪等军令就由他与黎元洪等人决定。“九日之夕，弹雨横飞，不无误死。至是，经执法官程汉卿报告，请都督黎公与诸革命[家]张振武、高振霄、陈宏诰诸君商定，以义军举动，总宜文明，故不命令，不准私放枪声。”为了消除居民恐慌，陈宏诰还亲自率兵巡查民军军纪，安抚百姓，保卫商民，维持了城内秩序。  

 赵师梅、赵学诗、陈磊也是领导起义的骨干成员。关于赵氏兄弟的职务，有两种说法，一是兄弟两人则与邓玉麟一样，作为命令传达人，负责将指令传达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其根据是赵师梅的回忆。二是任领导机关中的会计。如杨玉如的《辛亥革命先著记》认为赵氏兄弟与梅宝玑3人是领导机构“会计”人员，李春萱的《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也采此说。[8](p139)而陈磊则为常驻军事筹备员，参与了制造炸弹等军事准备工作。此外，在沟通、撮合两个团体申，陈磊起了较大作用，颇受革命党人称道：“秘密运动，投稿各报，鼓吹民权，联络同志，筹措饷资，殚精竭虑，罔有推辞。孙、蒋有隙，和解不遗余力。凡我同志，无不敬佩。”U2Xp440)在革命党人紧锣密鼓的准备中，赵师梅、赵学诗、陈磊还负责绘制军旗。军旗是共进会总会在日本东京设计的。他们按照设计方案，绘制图纸，并请裁缝剪裁出20面军旗，其中18面存放汉口机关。10月9日，因孙武等人制造炸弹不慎爆炸，机关内起义文告、党人名册、军旗被搜去。10月10日起义爆发，民众为避枪弹纷纷逃离，赵师梅等人四处寻找裁缝，终于从裁缝处找到剩下的2面军旗，这样，武昌起义胜利后，鲜艳的}‘八星军旗飘扬在武昌上空。与陈宏诰遭遇相同，赵师梅、赵学诗也遭逮捕，但同样幸免于难。10月io日夜里，赵师梅、赵学诗、陈磊3人从同兴学社分途前往陆军中小学、二I‘九标、测绘学堂传达指令，约定同时并举，赵师梅兄弟先后返回时被抓捕，与房东一起被警察关押，幸亏当晚起义爆发，负责关押他们的警察逃逸，兄弟两人才重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