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卓越宣传家黄世仲(2)

   广州光复的当天，即1911年11月9日（辛亥九月十九日），黄世仲又在香港创办一份新报纸《新汉报》，并自任总司理兼撰述员。之所以赶在夏历九月十九日创办，又名之日《新汉报》，既有庆贺革命胜利，又取“新汉以十九日兴”之意。该报以满腔热情，欢呼革命胜利，并将辛亥革命比之法国大革命。盛赞其重大意义。《新汉报》特刊有文日：

    法国革命，民党以购自由，专制魔皇，尚不之悟：民军乃剧战于巴黎，死亡相藉，再接再厉。

    卒能达民党之目的，宣布魔皇死刑。我国民军之举义也．拯民于水火之中，义声所指，莫不欢迎。不弥月而克复十一省，民之从军者，万众一心。无不一以当十。……呜呼！我广东其为法

    国之巴黎乎！

    文章号召革命志士再接再历。将革命进行到底。直到推倒专制‘魔皇”，实现民主共和。该报从创刊的第四天起，又连载黄世仲所著系统反映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的实录性小说<新汉建国志》。全面系统地介绍宣传辛亥革命运动的光荣历史。

    黄世仲一生所办报纸甚多，但都有三个共同特点，值得注意：第一，善于利用政论，直接批评时政，开发革命思想。他的政论文章言词犀利，直指时弊：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富有革命性，战斗性；第二，趣味性。可读性强。几乎每报必有自著革命小说连载。既吸引了读者群，又在不经意间宣传了他的革命理念：第三，报纸内容形式多样。生动活泼。既有大块的政论、社评，又有时局报道与评析。又有班本、南音、讴歌和白话方言等等，使人爱读爱看，乐于接受。这些都是他进行革命宣传的高明之处。

    （二）利用小说作品针砭时弊，暴露黑暗，宣传革命思想。    黄世仲一生小说创作时间不长，从1905年开始在《有所谓报》连载《洪秀全演义》算起，到他1912年5月去世，只有八年时间，但硕果累累。出版中长篇小说十五、六部，计有<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党人碑》、雠中影>、《广东世家传》、《黄梁梦））、《大马扁》、《宦海潮》、《宦海升沉录》、《朝鲜血》、《十日建国志》、《五日风声》、《陈开演义》、《宦海冤魂》、《新汉建国志》等。其中除涉及外国历史题材的两部小说外，其余十几部近事小说，可以说构成了一部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形象的中国近代史系列画卷。这是黄世仲留给后人最可宝贵的珍贵文化遗产。就这些小说的思想内容而言。也远远高出同时代遣责小说许多。这些小说或是揭示封建王朝的专制昏庸，或是暴露官场时政的黑暗，更有赞扬民众奋起反抗，歌颂革命力量的英勇奋斗。凡此种种，都是为鼓吹“排满革命”，“推翻专制，实现共和”的主张，为着  民族民主革命的进行大造舆论。

    在黄世仲的众多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被人们视为资产阶级革命小说的代表作《洪秀全演义》。《洪秀全演义》共54回。1908年在香港出版。出版前，曾在《有所谓报》和《香港少年报》连载过部分章节。小说从道光后期朝政腐败。洪秀全酝酿、发动金田起义开始。写到咸丰末年太平天国内讧，清军四面围攻，靠李秀成、陈玉成支持局面为止。作者写此书的目的。自序中有明确说明：就是要破历史上“成王败寇’的谬说和清政府强加于太平天国的“发逆洪匪”的诬蔑。写“洪氏一朝之实录”，“传汉族之荣光”。小说按照这一意图。将清统治者及其政权放在暴露抨击的位置上，揭露清廷无道，官吏贪庸，依靠洋人绞杀革命的种种罪行：把太平天国则放在革命义师的位置上。歌颂他的“戮力同心。共挽山河。救民水火”的英雄业绩。小说还虚构了一个太平天国的军师钱江，通过钱江这个人物，颁布具有鲜明的民主革命色彩的兴王策十二条，实行体现平等、自由、民主思想的政治制度。这些都是按照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精神来写的，表现了强烈的民主革命色彩。这部小说的写作和出版之日，正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涨之时，小说肯定洪秀全农民起义的合理性、正义性，实际上是肯定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正义性、合理性，鼓舞人民奋起抗争，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武装革命斗争。由于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极其鲜明，出版以后，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风行海内外。南洋美洲华侨几于家喻户晓，且有编作戏剧者，其发挥种族观念之影响，可谓至深且巨。”《洪秀全演义》的出版，同时也奠定了黄世仲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家代表人物的重要地位。    黄世仲还以小说为武器。投身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反对保皇派的斗争，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一面宣传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礼，非保著他就要亡国：一面又以“光绪皇帝的老师”自居，以持有“光绪皇帝的御书衣带诏’相标榜，以入会捐财，将来升官晋爵，共享富贵相利诱。在海外华侨中产生很大影响。1906年，清廷提出所谓盼‘预备立宪”等“新政’之后，康、梁在海外的活动更加活跃起来。在康有为的支援下，梁启超发起组织“帝国宪政会”。随后，又于1907年在东京组织‘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武力革命。他们依仗其在戊戌变法中赢得的赫赫声名。著书写文作  演讲蛊惑人心，以至连孙中山过去在海外苦心经营的革命基地也都发生严重问题，有不少华侨中的老兴中会会员、同盟会会员也被他们争取过去了。有些华侨还耗财破家，倾其所用，资助康、梁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黄世仲为了配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同康梁保皇派的斗争。写出极具现实意义的小说《大马扁》。

    《大马扁》这部小说采用撕下康有为“画皮”，揭穿康有为‘老底”的办法。集中描写了康有为这个“伪圣人’出国前的历史，特别是对他贪图功名，不学无术、剽窃他人著作、私生活靡烂、戊戌变法中的欺骗手段和投机行为等等，作了尽情的暴露，并尽量加以丑化，塑造出一个可鄙的“马扁”（骗子）形象，有力地戳穿了康有为在海外的宣传骗局。当然，黄世仲笔下的康有为形象，并不完全是真实的。但作者维护革命主张和捍卫革命阵地的战斗精神是无可否认的。1908年秋，<大马扁》首先在保皇势力活动猖獗的日本东京出版，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在当时“收到了很大的政治宣传效果。”有力地配合了孙中山反击保皇派的斗争。

    黄世仲之所以在办报的同时。又以高昂的激情。忘我的精神创作小说，甚至自办小说杂志，宣传革命思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对小说的社会作用有着独到的见解。黄世仲认为：“一代文学，即一代之风气所系焉；一代风气，即一代之盛衰所系焉。”而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的小说，其与时代、社会生活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他说：小说具有‘启民智，壮民气”的重要作用，“观各国……皆藉小说以振国民之灵魂，甚至学校中以小说为教科书。故其民智发达，如水银泻地。”因此，“各国民智之进步，小说之影响于社会者巨矣。”不仅如此，黄世仲还对小说与报纸的社会作用做过精彩的比较。他指出：“报纸虽足以开拓心思，改良风俗，进化人群，增长知识，而其影响，吾谓其不若小说之普及”，因为两者虽“同为启迪心灵之助”，但“报纸上之情，移人者短；小说上之情，移人者长；报纸耐人寻绎，而旧则厌弃，小说耐人寻绎，而1日仍喜读”。“报纸只以言导人，而小说则直以身导人。黄世仲这些精辟的论述，实际也同时披露了他办报纸、写小说的苦心所在。

    （三）利用《小说林>这块舆论阵地。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各种文体进行革命宣传。    实际上，黄世仲对革命的宣传，还不止办报、写小说两种形式。黄世仲弟兄在创办《中外小说林》杂志的三年间，除了继续以小说为武器宣传革命以外，他们还充分利用《小说林》这块舆论阵地。以各种通俗的文体进行革命宣传。因为他们深知小说是以形象感人而不宜多作议论的道理，于是他们大胆推出小说以外的各种文体，在《小说林》杂志设立“白话’、“班本”、“粤讴”、“南音”、“杂俎”(类似后来的“杂文”）、“谈风”（类似现代的“随笔”）、“谐文”（幽默小品文）、“木鱼”（类似“民谣”、“快板’）等专栏，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革命思想。其中尤以“白话”栏用粤方言与读者畅谈近事、政事、西事，影响最大。譬如有一篇白话。《爱国观念当由历史上生感发慨》，就是采用讲中国历史及现状的方式来间接鼓吹民族主义，呼吁大众“立实个主义，结硬个团体’。起来推翻反动政权的。这篇两千多字的白话文从中国的时势艰难讲起，讲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最后归结到中国祸机燃眉，国家被列强瓜分，号召“万众一心”来‘振兴锦绣江山”。这样的白话文，从当时的形势背景看，作者简直是‘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干革命’，随时都有被巡警指为“叛逆’、“乱党”，拘捕入狱甚至处死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