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辛亥革命后的阎锡山(2)

   不仅如此，阎锡山所持的这种阶级立场及其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决定了他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不可能是坚决的、彻底的，这就使他的历史走向背离了中国社会争取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的历史潮流。1912年“南北议和”后，阎锡山为了及早返回太原当山西都督，对大总统袁世凯极力讨好逢迎；袁世凯死后，又对‘临时执政”的段祺瑞百般巴结靠扰，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使他出兵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并非要与封建主义真正决裂，而是力图要摆脱张的控制，并借机扩展自己的统治范围，同时也是为了清除北洋军阀对蒋介石实现‘以党治国”的障碍。1928年5月在国民革命军的强大攻势下，奉张已呈颓败之势时，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奉军退出关外后，京津由阎锡山军队和平接收。而对京津早已垂涎的阎锡山，其实早有筹划，还在1927年春，他即派南桂馨赴北京，和日本驻京公使武官本庄繁（后任日本关东军司令）、英国驻京公使兰普森举行了会谈，承诺如阎接收京津，一定遵守与各国的既定条约。甚至阎锡山对其接收京津冀察的主要人事安排，也都要取得北京外交使团的“谅解”，因此，张作霖退出北京后，阎锡山的晋绥军能够顺利地接收京津和冀察。如果再联系阎锡山后来在抗战期间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又派人赴美，以西北实业公司”作抵押，希望得到美国贷款，并且出巨资给美国人组建航空公司，以替他从外地向太原空投各种物资等等事实，更可以清楚地看出阎锡山在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态度上的那种动摇性和妥协性了。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后阎锡山的历史走向基本上是与中国社会历史潮流相违背的。究其原因，就是由于他一贯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坚持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直在追求国民党一党专政，对中国实行独裁专制统治。

    二、辛亥革命后阎锡山的历史作用辛亥革命后阎锡山的这种历史走向，决定了他于辛亥革命后的历史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并且二者有时兼而有之，或是积极中有消极，或是消极中有积极。

    先从他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作用来看。国共两党领导的北伐革命战争开始后，阎锡山在北方率先出兵讨奉，参加北伐，不但沉重打击了奉军，而且有力地配合了南军北进。特别是蒋介石迫于北伐失利和武汉方面的压力，于1927年8月13日宣布辞去北伐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在沪通电下野后，改组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涣散无力且沉迷于“党统”之争，致使北伐大业受到严重影响，这时阎锡山竭尽全力请蒋介石复出。他给国民政府军委会主席团和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去电中，就说道：  锡山等为完成革命工作起见，拟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复任蒋中正同志统一指挥，不唯弟等大愿，大局实利之”。当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后，阎锡山又专电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谓兵不统一，用兵大忌”，建议中央统一北伐全军战斗序列，并提议由蒋介石任北伐军总指挥。对蒋介石的复出与北伐的继续，阎锡山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阎锡山的易帜”，则壮大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使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变化。他对蒋介石的促请复出和集权北伐军事，虽然对北伐战争的继续进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因此为蒋介石以后的独裁专制统治奠定了基础。至于阎锡山，虽然通过北伐大大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却也为后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动荡埋下了隐患。他在1930年发动的倒蒋战争，又使中国社会受到了一次严重创伤。

    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直没有放松，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阎锡山十分耽心，1932年初，还是在野之身的他，忧心国事，向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提交了《十年自强计划案》，其中写道：“……．多难兴邦，其在今日，处此国难当头之日，国际间之折冲，固重在外交，而立国大计，尤须自强”，  锡山外观各国之富强，内察我国之贫弱，深感中央政府有及时确定十年计划之必要”，并对如何加强政治、财政、国防、教育、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932年2月，他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后，马上组织力量着手编订了 《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同时，还向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提交了《请政府指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1935年夏秋之际，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华北自治运动”时，对‘曾有背离中央的经历”，拥有重兵，且据山西战略要地的阎锡山颇为看重”，但阎婉言拒绝日本之华北自治”。对此，蒋介石也不禁称道：吓仅阎先生没有为他所动摇，反而在报端发表公开信，将日本阴谋揭穿”。1936年8月，阎锡山命傅作义、赵承绶率部击退日伪军对绥远的第一次进犯后，又号召赴绥参战将士  要为国家尽责任”。由于山西省和全国各界的大力支持，同年11月取得了绥东抗战的胜利。此役被誉为  ‘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华北通报》载文道，在绥远的抗日运动中，伺动员起来的广大民众，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候”。

  “西安事变”前，阎锡山与张学良就如何劝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曾多次进行磋商，并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问题上形成共识。西安事变爆发后，阎锡山又要张学良慎重对待，并呼吁国内各界，争取和平解决。因此，毛泽东于12月22日给阎锡山的信中说道：  ‘陕变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77事变”爆发后，阎锡山不仅向何应钦提出了对日作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战”的主张，而且向毛泽东致函表示‘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财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之后，他组织的‘大同会战”、“忻口战役”给进犯之日军重大创伤，仅忻口战役中，就毙伤日军1万余人，粉碎了日军企图‘一个月占领山西，三个月占领中国”的美梦，增强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因此，应当说，阎锡山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一度时期内，对于挽救危亡，反抗日本的侵略斗争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再就阎锡山对山西社会的历史作用而言。辛亥革命后，在阎锡山执政山西38年的时间里，他对参加过辛亥起义的许多革命党人的排挤迫害，对山西的共产党和民主革命力量的屠杀镇压，以及通过‘口吹大洋”、兜售“戒烟药饼”、增加赋税等手段，对广大民众进行剥削，并且还推行了‘公道主义”、‘按劳分配”、 物产证券”等等，凡此种种，都不同程度地阻碍了山西社会的发展。

    然而，阎锡山对山西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其推行的  ‘用民政治”和“村本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使分散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能够得到较好的集中和利用，而村本政治”的实行，则进一步克服了农村散乱无序的状态，为稳定农村社会秩序和发展山西地方经济，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并且逐渐改变了长期以来民众“不知政治，不问政治，更不管政治”的状况，增进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30年代前期山西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抗战全面爆发后，共产党八路军以及“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能够迅速建立起民兵、妇女、青年、儿童等各种抗日委员会，把山西农村的民众很快组织发动起来，都与此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