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前雷铁崖的民族主义思想及其特点(2)

        雷铁崖从种族的概念出发来认识民族主义。认为“凡血系相同之种族为同族，血系不同之种族为异族’’。所以。民族主义是“种族同，则天然相亲，种族异，则天然相嫉”。他又从种族竞争的观点出发，认为占有强势的种族必定要侵略弱势的民族，从而扩张势力。民族主义就是要“保卫己族之权利，排斥异族之侵凌”，而满汉不同种，所以，民族主义就是绝对的排满主义。可见。雷铁崖所理解的民族主义是种族意义上的排斥异族，他还提到“民族主义之实行即为种族革命。固不问其政治之良恶。政治恶固愈促我种族革命之进行，政治良而种族革命亦不可一日缓何也”，“极而言之，即使今日为共和政府，而满人为大统令，亦不可不革命。”雷铁崖认为，中国革命的原因不是满清政府的恶劣政治，而是种族问题，即满族作为一个外来的蛮夷统治中国，不合“中国法”，所以，中国要实行种族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恢复汉族政权。可见，雷铁崖是从种族主义出发来认识排满革命的。这也体现在他对满清恶劣政治的叙述方式上。为激发人民对满清政府的仇恨。雷铁崖在控诉清政府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罪恶时，始终围绕满汉矛盾讲述满族怎么压抑汉族，如“群虏以不农不工不商不贾之惰夫，安然坐食吾民之膏血”，“由虏众之生齿与粮税等之增加，吾汉人之经济日困一日，而满人之苛取百倍于前亦。”当然，这种对满族压榨汉族的描述在革命派的排满宣传中很普遍，但关键在于宣传者把他们放到一个什么框架下申诉。与雷铁崖的叙述方式不同，陈天华把对满清恶劣政治的申述放在外患的背景下。他一样诉说满人对汉人的种种罪恶，但他更强调列强侵略的紧迫性。他认为“洋人有甚于满人，洋人的文明。比中国强得远，他得了中国，除充下等的奴隶，哪一项要你这个无用的东西”陈天华从列强侵略的民族危机出发，激发了对满清腐败政治的不满，“恨呀！恨呀！恨呀！恨的是满洲政府不早变法，”“姑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把反帝和推翻满清政府结合起来。不仅如此，在排满革命上，陈天华认为：“倘若满洲政府从此励精求治，维新变法，破除满汉的意见……我也很愿把从前的意见丢了。”可见，在排满革命上，陈天华更注重政治问题，他提到“而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平日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从而超越了种族意识。孙中山则是把对满清政府的申诉放在追求民主共和的蓝图下，如在描述满族压抑汉族时，他说“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他压制言论自由”、“禁止结社自由”，这些申诉不仅仅是对清政府恶劣政治的控诉，还蕴涵着孙中山对民主、平等、自由社会的追求，超越了狭隘的种族排斥。通过这些对比，明显看出，雷铁崖从种族出发看待排满革命，使得其民族主义思想带上了狭隘的种族主义色彩。

        雷铁崖从种族观点出发进行排满，难免陷入为排满而排满的误区。他曾谈到“民族主义的目的，即国家的主权，以汉人握主权，则吾民族主义之目的已达”。他理解的民族主义就是单纯的光复主义，光复汉族主权。他认为，革命后只要汉族掌握国家权力，政治制度是可以讨论的，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都可以。可见，雷铁崖认为革命的目的并不一定要实行民主共和制度，政治问题是次要的，关键是汉族掌握国家权力，这种以种族主义为革命目的的思想说明了雷铁崖对革命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阶段。但是，中国的民族革命不是孤立的，它包含在中国民主革命范畴内，与未来的民主政治紧密相连。因此，民族主义并不仅仅要求推翻腐败的满清统治，还蕴涵了民众对民主共和国家的追求。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建立民主政治国家，这也是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本义。孙中山认为：“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中国现今革命不同于以往革命，“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当时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也一贯坚持“民族主义和国民主义并行”的原则，可见，中国的民族革命与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是密不可分的。

       当然，雷铁崖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模糊认识与他自己的思想和经历有关，但精英领导思想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雷铁崖的思想不能不受到孙中山的影响，孙中山虽然把革命分为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阶段，但他对政治革命的实行看得过于简单，他说：“推倒满清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他认为政治革命就是推翻君主政体，可以与民族革命同时完成，就是所谓的毕其功于一役。可见，当时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还过于简单。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简单看法和乐观态度无疑影响了众多革命者，雷铁崖就认为推翻满族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后，中国的政治革命自然完成，所以在他看来种族问题重于政治问题。

       综上所述，排满革命思想的形成和高涨不是个别领导人的杰作，而是由众多革命派知识分子笔耕戮力完成的，雷铁崖就是其中一个。辛亥革命前的雷铁崖，不论在留日期间、回国期间还是居留槟榔屿期间。都以满腔的热情从事革命活动，为革命殚精竭虑，辛亥革命的宏伟史卷中有他精彩的一页。但是，与辛亥革命前高昂的革命斗志相比，辛亥革命后的雷铁崖则判若两人。武昌起义胜利后。雷铁崖曾欣喜若狂，庆幸自己可“睹汉家盛事”，但民国后混乱的政局，军人弄权，使他异常愤懑，残酷的现实使他迷茫，面对革命理想的日渐幻灭，雷铁崖采取消极态度，终日以酒消愁，常常歌哭无端，渐成病态。辛亥革命后雷铁崖的悲剧当然与他自己耿直、率性见真的性格有关，但很大一部分恐怕要归咎于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对民族主义的狭隘理解。即他过于看重种族革命，认为种族革命可以代替政治革命，没有认识到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长期性和艰辛性。所以，排满革命成功后，当形势的发展没有按照人们的意愿向共和民主迈进时，革命抱负的落空使雷铁崖陷入了深深的失落和迷惘中，精神支柱的倒塌加上雷铁崖孤傲、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耿直性格便造成了他晚年的悲惨景况。在某种程度上，雷铁崖也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