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诒

    梁士诒是清末民初袁世凯政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武昌起义爆发后，发生了革命派与袁世凯妥协议和、袁世凯夺取政权、清帝退位、创建共和等一系列影响中国政局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大都与梁士诒的策划、活动有关。这是以前史学界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拟就梁士诒在辛亥时期这些重大事件中的表现及其作用进行探讨。

    一、迎袁入京，稳定北京政局

    梁士诒（1869 - 1933），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县风头乡人。幼随父读书，1889年中举人，1 894年中进士，1895年授翰林院编修，继而告假南归，在家乡凤冈书院讲学。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他极力提倡学归实用，留心财政、河渠等问题。1903年参加清廷经济特科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复试时，因他的名字与梁启超、康有为的名字各同一个字，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诬其为“梁头康尾”，慈禧因此而认为他是康梁同党而不予录取。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听说他能通时务，经唐绍仪介绍，于1903年10月聘他到天津任北洋编书局总办，“由是北洋兵书（又名袁世凯兵书）多出自先生之手”。这是梁士诒投入袁世凯门下的开始。

    在袁世觊的的庇护下，梁士诒平步青云，在晚清官场上春风得意。1905年冬被任为铁路局总文案，由此走入交通部门。1907年出任京汉、沪宁、正汰、汴洛、道清五路提调，开辟了巨大的财源，被称为“五路财神”。1907年，在他的建议下清政府开设了交通银行，梁士诒因此掌握了交通银行的实权。不久，邮传部尚书撤销五路提调处，改设铁路总局，梁出任局长。从此梁掌管铁路的权力得到了统一，他利用实权在交通部门安插党羽，成为日后交通系的开端。

    1908载沣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树倒猕猴散，袁党陈璧、唐绍仪等纷纷落水。梁士诒因得到邮传部尚书徐世昌的保护而得以保住原职。但是好景不长，1911年与袁世凯有隙的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借故将梁士诒赶下台。此时的袁世凯决非隐居山林，河南彰德几乎成为袁氏的小朝廷，其一手培植的北洋势力及其门生故旧源源不断的将时局信息传入彰德。袁世凯审时度势，以图东山再起。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给失势的袁、梁提供了施展才能、重登政治舞台的绝好机会，他们进一步联手，共同上演了一幕幕活灵活现而又事关中国政局的历史剧幕。

    袁世凯是一位权力欲极强的人，虽然他开缺在家，但从未因此一蹶不振，他一直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也深知其北洋六镇在晚清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此时的梁士诒则借助时势的造就，凭借其过人的聪明才智与令人羡慕的财力，成为袁世凯幕僚智囊集团中最主要的帮手。“辛亥革命时期，真正称的上袁氏左右手的不过是下列这几个人：第一名，赵秉钧，第二名，扬士琦，第三名，杨度，第四名，梁士诒…．．而赵秉钧是佐贰出身的，虽诡计多端，但弄文墨却非所宜；梁士诒则善弄文墨，因此他成为袁氏身边最得力的助手运动，那袁世凯无法摆脱刚出山后所面临的种种政治危机。

    当初袁世凯虽被清政府起用为湖广总督，但他迟迟不肯动身，他在观望和权衡，他深知北洋六镇的兵力只占全国新编兵力36镇的一小部分，要想掌管全国军队和控制全国政权并非易事，通往北京的路并不平坦。载沣虽饮鸩止渴起用袁氏，但心怀疑忌。朝廷中分帮拉派，矛盾重重，对袁氏也并非有利。“众情惶惑，主张纷歧，政府已不复能加以统御。民政尚书某，因有杀城内汉人之语，复招旗籍巡警二千人，将陆续以代迅警之汉籍者。人心益恐，几酿巨变”。满汉民族矛盾极为尖锐，可谓各方剑拔弩张，时局扑朔难辨，形势十分严峻。“阎锡山独立于太原；山西巡抚兼领六镇统制吴禄贞陈兵石家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陈兵于滦州。且相与协议三路进攻北京，南下截断汉口清军归路之策。使此议果成，袁氏即可就诛于彰德，而北京亦可犁廷扫穴也”。各方头目各有打算，时局动荡不安。袁氏虽有昔日的声威，但毕竟离开京城多年，因此他对这错综复杂的局势几乎也手足无措，全靠昔日故旧属僚如梁士诒、赵秉钧等人的极力斡旋，方得以顺利进入北京，登堂入室。袁世凯进入北京后一直处于两难境地，动辄得咎，“内招贵族之猜疑，外启党人之仇视，手枪炸弹，日伺其旁，危险之来，方兴未艾矣”。以良弼、溥伟等为首的少壮派对袁世凯怀着敌意与猜忌，袁氏仍处于不利的境地。

    在帮助袁世凯如何摆脱这些政治危机方面，梁士诒等幕僚精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袁世凯重被清廷起用后，密告梁士诒说：“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梁士诒）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唐少川预为布置”。梁士诒于是在北京着手于政治运动，极力为袁策划和布置一切。据《叶遐奄先生年谱》记载：“袁之入京，旧幕僚已星散，唐绍仪、梁士诒等赞襄一切，先生因梁而参与机要。关于清室逊位之干旋，暨袁氏翊赞共和之局，先生之力为多。先生逐日上午入部处理部务，下午诣袁官舍，函电纷驰，夜不就枕”。可见叶之佐梁（梁士诒署理邮传部大臣后引用叶恭绰代理铁路总局局长，参与机密）'居间擘划，促成清廷逊位，颇有贡献，而梁士诒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大。“自武昌起义，梁士诒鉴于清政不纲，亲贵昏黩，民心已变，起向共和；但各省聚然独立，易起阋墙，环顾外交，又多窥伺，京畿内外，有数十万军队，可东可西，稍涉偏激，必至偾事。当袁氏未入都以前，满人亲贵中如良弼、载泽、善耆等皆极力主战，侍郎桂春且有尽诛京城汉人之议。畿辅警察，旗人为多，偶语沙中，猜疑益甚。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驻滦州二十镇张绍曾及驻石家庄第六镇吴禄贞剑拔弩张，要颁宪法。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先生与唐少川（绍仪）、段芝泉（祺瑞）、张金坡（锡銮）、赵智庵（秉钧）合力干旋，分途布置，袁氏乃以入都；及撤遣旗籍巡警，而秩序乃安；吴禄贞死，张绍曾调，而近畿军队乃就范；组织责任内阁，不复收阅封事，而政议乃不致混淆”。由此可见，梁士诒在袁氏顺利入京，重握清政府大权的过程中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正是有了以梁士诒为首的幕僚的辅佐，北方的局势趋于稳定，袁世凯赢得了清室的信任，也使得“近畿军事大权，渐入袁氏腹心之手，从此人心稍为安定”。由此也使得袁氏增加了其与各方周旋的资本，这对于后来中国政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逼清帝退位，助袁夺权

    迎袁入京，稳定北方政局，是梁士诒帮助袁世凯夺权、袁梁俩人联手走上民初政治舞台的第一步。然而各省革命形势的发展并未因袁氏的东山再起而低落，相反却继续高涨，大清帝国的小朝廷仍在苟延残喘。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梁士诒、袁世凯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能和谋略，他们采取的主要策略是，借助南方革命党人的声势和力量，与革命派联手，把封建皇帝赶下台，这是辛亥革命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项城初意，以为南方易与，颇侧重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果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扶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从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赫皇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