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化志士与辛亥革命(3)

　　四、运动会党，出生入死

　　谭人凤早年奉行教育救国主义，与邹代藩在家乡创办学堂，培养救国人才。但他逐渐认识到教育救国“其道迂远，未能济急”，而发动会党“其效立见”，遂“改与会党耆帅游”他在家乡开山立堂，创立“卧龙山”，并与周叔川在大同团时荣桥一字山设坛聚义，共谋反清大计。随着会党力量的壮大，他又在宝庆等地分设山堂，湘西南哥老会势力迅速发展。华兴会成立后，戴哲文向谭人凤传达了筹备长沙起义的消息，谭人凤召集会首，分领任务，肖立诚、李洞天负责宝庆事务，唐鉴三、李燮和、周叔川、刘纲领分别负责武冈、安化、新化、隆回会党事务，在新化群治学堂设立总联络机关，“印就章程、党证及浅显讲义，遣会目谭恒山携章程等物，赴辰、沅一带”，与各地哥老会众“互通声气”。长沙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和周叔川继续奔走联络，于1905年2月13日“出隆回，赴辰沅，下常德，沿途接洽极为顺利”，会党“皆乐听命”。数月之后，会党势力“弥漫于全省”，长江各地会党莫不知有“谭胡子”其人。清廷闻讯悬赏缉捕，周叔川避往日本，谭人凤潜返故里。后因组织隆回起义失败，官方追索甚紧，谭人凤也于1906年9月避难日本。在流亡途中，谭人凤得以“放开眼子L看寰尘”，“眼界胸襟顿为之一阔”，逐渐抛弃以往“抱一部落主义自雄”的狭隘观念，民主革命思想日益成熟。但他始终不忘曾患难与共的会众志士。民国初年，他多次批评革命党人残酷镇压会党的作法，并在1912年9月与陈犹龙等人发起成立社团改进会，试图改造旧式会党。他认为会党“多来自田间，质直好义，语其本性，究非甚恶”，通过教育完全可以将他们改造成新社会的建设大军。谭、周二人运动会党的功绩很受时人称道：“逊清末造，新化之组合会党实行革命者，当推公（指周叔川）与谭石屏（指谭人凤）两人为首，均果敢坚决，冒死难而不移其志。”湖南《大公报》主笔李抱一也说：“吾邑实行革命者，首推石屏、叔川两先生”。

　　此外，陈天华、罗澍苍、邹永成也积极运动会党。作为华兴会重要领袖，陈天华曾向黄兴献策，促使华兴会制订了策动马福益洪江会党起义的策略，十万哥老会众在马福益率领下加入了华兴会外围组织“同仇会”，革命势力急剧扩张。罗澍苍协助湘乡籍官佐谭馥在广州巡防营发动湘籍士兵，在广州清源巷组织“保亚会”。罗澍苍“长于文，计虑周详，保亚会”组织迅速发展。后因严国丰不慎泄密，罗澍苍、谭馥等被捕入狱。罗澍苍视死如归，毅然留下遗书：“授首足千秋，黄种国民应有恨：伤心惟一事，白头老母竟无依”。由于巡防营士兵大都加入了“保亚会”，水师提督李准不敢穷究株连，以免士兵哗变，罗澍苍得以保释。1914年，他在湖南再次策动会党反袁起义时被汤芗铭杀害。邹永成自从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也常年奔走于湘、桂、鄂、赣、苏、皖各省运动军队，联络会党，为辛亥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五、武装斗争，艰苦卓绝

　　自加入同盟会后，谭人凤对于孙、黄组织的历次武装斗争几乎“无役不从”。1906年，他回国策应萍浏醴起义。1907年镇南关之役，谭人凤“以小儿官费折抵百金，偕林海生、李植生往”；河口起义时，他“情不自禁，乃割须改装再往”：直到广州黄花岗起义，他虽年过半百，仍向黄兴索枪加入决死队。黄兴劝阻他：“先生年老，后事尚须人办，此是决死队，愿勿往”。谭激动地说：“君等敢死，余独怕死耶？1910年，他赴香港谋划广州新军起义，受黄兴、赵声委派，乘轮北上，经上海、武汉至长沙，将五千元革命经费分发各地志士，广泛联络长江革命势力，以响应广州起义。1911年11月下旬，汉口失守，汉阳岌岌可危，黄兴认为败局已定，放弃武昌前往上海，黎元洪出奔葛店，武昌群龙无首。在此紧要关头，谭人凤挺身而出，慷慨誓师：“余谓事由我辈起，自应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毅然以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名义晓喻居民，节制各军，“昼出洪山，夜归武昌，防御诸事，渐有头绪”。他发布《告诫各部文》，分析革命形势，号召全军将士誓死保卫武昌。谭人凤领导的武昌保卫战，不仅捍卫了首义之区，也为各省独立创造了条件，加速了清廷覆亡和中华民国的成立。谭人凤临危不惧、独力支撑武昌危局的英雄行为受到时人的高度赞扬。章太炎曾说：“若夫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不忘平生之言者，唯君一人而已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谭人凤反对南北议和，坚决主张北伐。谭人凤以北面招讨使名义在上海组建机关，发表北伐宣言，并将谭二式所率两营兵力编入北伐部队。二次革命爆发后，谭人凤策动潭延闽宣布反袁独立，以至被袁世凯列为“湘省之乱”“首魁”，悬赏通缉。

　　此外，还有大批新化志士在各省起义中浴血奋斗。曾继梧被推为武汉民军炮兵司令官，率队攻打汉阳，与清军鏖战多时：在汉阳保卫战中，标统卿衡率领全标官兵多次击退清军反攻：方鼎英、袁华选、高兆奎等“闻武昌将发”，纷纷从北京军机衙门和保定军官学校南下武汉，参与起义。曾杰、伍任钧在长沙筹设秘密机关，联络同志，策动长沙响应。谢介僧、谭二式、邹永成在新化招兵买马，武装光复宝庆和新化，成立宝庆军政分府。

　　六、革命筹款，千方百计

　　辛亥革命时期，新化志士积极为革命筹集经费，邹永成、伍任钧功勋最著。1909年，邹永成将伯父邹代钧经营的中国舆地学会变卖给官府，将所得银两捐助革命经费。191 1年春，为响应广州起义，他将祖遗田契低价抵押给伯祖，筹得二千银元。随后，他又派人盗取族中祖传之宝：王羲手迹《兰亭序>，未能如愿，只得再向朋友借贷二百银元。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将邹氏舆地学会地图版权售与南洋印刷局，所得一千银元充作革命经费。为了窃取伯母的黄金首饰，他还聘请第九镇三十标军医江亚兰配制“迷药”，试图将伯母麻醉，只因剂量不够，无功而返。此外，他还通过“绑架”堂弟，向婶母勒借了八百银元。光复宝庆时，他向商人曾子亿贷款八百银元，向掌管新化劝学所金柜的岳父罗夷伯“逼借”二百银元。民义社成立后，邹永成四处挪借，向新化锡矿公司、醴陵百炼公司募集了数百万元革命经费。

　　湖南光复后，因兵额骤增，税政紊乱，以至“民军初起，饷无所出”，革命政府面临严峻的财政困难。在此危难之际，伍任钧毅然担任筹饷总局次长，主持筹款事宜。他采取果断的革命措施，编查富户资产，按房、地、田产数量征收10%的捐款，还将祠堂庙产征作军饷。反动官绅大造舆论，扬言要采取报复行动。伍任钧毫不畏惧，态度坚决，在短时间内筹集了160万两“国民捐”，发行了380万元筹饷公债，不仅满足了本省军政所需，还接济他省起义经费。激烈的筹款措施得罪了不少官绅富商，他们勾结汤芗铭反攻倒算，在1913年11月14日将伍任钧杀害，烈士时年31岁。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化革命志士群体有着超乎寻常的爱国热情、英勇顽强的革命斗志和忘我的牺牲精神，他们在舆论宣传、组织建设、筹集经费等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足可彪炳史册，光耀千秋，他们不愧为湖湘文化哺育出来的时代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