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化志士与辛亥革命

　　湖南新化地处资江中游，原为苗、瑶、侗族与汉族杂居之地，“民性劲悍尚武”，富于反抗精神。明末清初，王夫之隐届衡、邵山林著书立说，其排满反清思想在当地流传甚广。新化境内有“世界锑都”，所产矿石经水路远销汉、沪，外界风气缘此浸入内地。1897年，乡绅周叔川、邹代藩等倡办新化实学堂，以经世致用之学教授生徒，“与长沙时务学堂并时为两”，陈天华等优秀青年脱颖而出。据统计，在20世纪初年，新化170余名志士东渡日本，投身反清革命运动，为辛亥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立下了不朽功勋。本文试图探究新化志士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贡献，以进一步弘扬湖湘人文精神。

　　一、革命宣传，赴汤蹈火

　　在革命宣传上，陈天华功不可没。陈自幼聪颖好学，先后在新化实学堂、长沙求实书院就读，1903年3月受官费资助入读东京宏文学院。是时，东京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陈天华“誓不欲生，以力薄不足以鼓动全国，遂欲先夺湖南而誓师”，撰写《敬告湖南人》一文，号召同胞“万众一心，舍死向前”，“千人之中有一不畏死者，则天下莫强焉”，“畏死者，中国灭亡一大原因也”。“读者无不堕泪”。拒俄运动遭镇压后，陈天华满腔悲愤，撰写了《猛回头》、《警世钟》。《猛回头》如此结尾：“瓜分豆剖逗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警世钟>引言写道：“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遗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两书出版后，官府禁锢不住，风行一时。《猛回头》“唤醒国民迷梦，提倡独立精神，一字一泪，一语一血，诚普渡世人之宝筏也。初版五千部，不及兼旬，销罄无余”，不得不多次再版，小学堂学童也积极募资翻印散发，长江各省“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兵士读之“即奉为至宝”，“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章太炎说《猛回头》“潜输内地，重版至十余次”。冯自由说它“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无不及”清吏捕杀了宣讲《猛回头》的浙江说书人曹阿狗，并广出告示严禁该书流布，结果反而提高了它的知名度，“革命之风潮又抓紧一度矣”。毛泽东年少时深受其影响，他曾回忆说：“我甚至于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是用下面一句开头：‘哎哟，中国今日下不得台了！’这本书述说着日本如何占领朝鲜、台湾和中国在安南、缅甸等地宗主权的丧失。在我读到了这些话的时候，对祖国的将来，觉得非常可忧。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的天职。”陈天华因此声名远播，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

　　1903年10月，陈天华获悉沙俄再度增兵东北，“如醉如狂，如孤儿弱女之新丧考妣，奔走彷徨于故旧中，相见无一语，惟紧握友人手，潸潸然涕泪交横而已。”悲愤至极，他咬破手指撰写血书，痛陈古今亡国惨祸，揭露列强侵华阴谋，鼓吹民族革命，“要求湘人预备死战。”“血书抵湖南，巡抚赵尔巽亲临各学堂宣布陈天华血书，并揭之以官报，令各地开设武备练习所。听者为之激昂，各地纷纷办起武备训练所。”1905年，陈天华在东京协助宋教仁、田桐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并连续发表《支那最后之方针》、《国民必读》等名篇。与此同时，他还着手撰写通俗小说《狮子吼》，通过塑造“民权村”，为中国革命未来勾画了一幅理想蓝图，希望中华民族要象“醒狮”一样驱赶西方虎狼。同盟会成立后，陈天华担任《民报》经理及撰述人，在创刊号上发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中国革命史论》等，号召人民“革彼膻秽残恶旧政府之命，而求乎最美最宜之政体”。他宣称：“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中古无革命，则中古成长夜也。”这些言论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规则”，严禁留学生开展革命活动。中国留日学生不堪其辱，于11月7日举行总罢课。不久，同盟会内部发生分歧，有的主张妥协退让。陈天华甚为焦虑，为了激励同胞“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于12月8日在东京大森湾投水自尽。其壮烈之举如晴天霹雳，催人猛醒，留学生在横滨会馆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人人悲愤填胸，有愿和先生同死的景象”。陈天华留下的《绝命辞》由“一人宣读之，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抑”。尔后，长沙也兴起了数十万人公葬烈士的爱国运动，加速了民众的觉醒，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此外，大同团周叔川在1898年与乡绅肖竹雯、王哲敷、辜藻堂、苏香谷、谢映星“置办活字版一套，印刷新出书籍”，择选《申报》、《湘报》等时新报刊中精品编成《大同辑报》月刊，分送邻近各村，地方风气由此大开。1904年华兴会成立后，在长沙岳麓高等学堂任教的邹代藩与“同学周震麟撰《血泪书》，鼓吹民族主义思想”。邹永成邀约易本羲、吴任、伍任钧等人将<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猛回头》等革命书刊运到江西，策反湘籍清军统领廖铭缙。由于他们的积极宣传，《新湖南》、《猛回头》、《革命军》等革命读本“殆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人心动矣。”

　　二、组织工作，以大局为重

　　在革命组织工作中，陈天华、谭人凤、邹永成的作用最大。1903年，陈天华参与拒俄义勇队组织工作，被推为本部办事员，每日负责军训。1903年11月，黄兴在长沙筹备成立华兴会，陈天华闻讯返湘，积极参与其事。他“日与下等社会谈中国大事，虽目不识丁者，闻之皆泣下”，并担任长沙《俚语日报》编辑，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发表了数篇反清革命檄文。华兴会正式成立后，陈天华又积极筹划长沙起义。因不幸泄密，起义失败，他被迫再度流亡日本。1905年7月，孙中山抵达东京，准备建立革命政党，陈天华积极响应。经程家柽介绍，他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向孙中山汇报了华兴会起事经过，然后又与黄兴商议，主张华兴会作为一个团体“与之联合”。在舆论上，他鼎力支持孙中山，称其“为世界大人物”、中国“四万万之代表”、“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陈天华不仅参加了同盟会筹备会议，还被推为会章起草人。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陈天华当选为执行书记。在他影响下，曾继梧、邹人澍、高兆奎、张斗枢、邹天三、曾鲲化、杨伯笙、方鼎英、唐义彬、陈庭柱、伍任钧等38名新化志士相继加入同盟会，邹永成、谢介僧还在新化组织了同盟会分会，在宝庆河街岭建立秘密机关。新化籍同盟会员不仅数量多，而且能量大，新化被誉为“同盟会员荟萃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