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先驱——云南思茅吕志伊(3)

　　1906年11月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创刊一周年，由章太炎主编纪念特刊《天讨》。章太炎特约吕志伊以“金马”为笔名，撰写《云南讨满洲檄》一文，收入特刊。随着《天讨》在国内外广泛流传，成为了一篇脍炙人口的革命檄文。同月，以“侠少”为笔名，在《云南》杂志第二期发表《云南之将来》，分析清政府卖国专制给云南带来的政治、经济及民族灾难，以唤醒民众；1907年1月以“侠少”为笔名，在《云南》杂志第三期发表《英国之亚洲铁路政策》,抨击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3月以“侠少”为笔名，在《云南》杂志第四期发表《滇缅疆界谈判》，揭露清政府划地求和的卖国行径；3月、7月以“侠少”为笔名，在《云南》杂志第五、六期连载《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全文一绪论又四章，从铁路、矿产、商埠、边界等各方面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行径。文中慷慨陈词：“夫中国之土地，我中国四万万人民之所有也，云南之土地，我云南一千数百万人民之所有也。……非我中国国民被杀尽死绝，我中国全土沉于太平洋底之一日，则我中国之一沙一石，一草一木，皆我中国国民为之主人翁。……他人有盗卖之者，是民贼也；有估买或强租者，是国仇也，是皆足以害我国民之全体者也。我国民宜竭全体之力以抵抗之，除去之……呜呼，我国民！其各奋尔决心，尽尔实力，以无量铁血，保无缺金瓯；以众志成城卫一片净土。要使神州禹域，寸土重于寸金，虽合全世界之大资本家为一托拉斯，而亦不敢问价；虽合全世界之大军事家为一同盟军而亦不敢逞强。头可断，身可灭，家可毁，而地不可失，种不可奴，国不可亡。”这些激昂的言辞就是现在听了，也令人振奋不已！同年9月、11月、12月，他又以“侠少”为笔名，在《云南》杂志第九、十、十一期连载《国民主义》，在1908年4月、6月、11月的《云南》杂志第十三、十四、十五期连载《国民的国家》。这两篇论著均为一绪论又三章，主要分析介绍近代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政治学说和经济发展情况，以这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启蒙理论来论证和批驳封建主义的“君权天授”观念，宣扬进行社会变革，实现自由、平等、人道的社会发展趋势。在《云南》杂志第十五期，他还发表了翻译小说《俄亥俄州之理想乡》，介绍空想社会主义者尝试乌托邦社会组织的情况。并以“亚华”为笔名发表杂文《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之花》，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引经据典，歌颂梅花品格，驳斥当时西方媒体污蔑中国无国花的谬论，捍卫民族尊严。吕志伊作为一个青年革命家，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如此丰富的著述，其犀利而又令人振奋的语言，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立场及其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云南同盟会人中绝无仅有，在全国同盟会人中亦属罕见。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王忍之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想而编辑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就选录了吕志伊当时的一些论著。李根源也评价说：“复兴汉族，策自居东。君其先觉，振瞶启聋。……何所凭籍，笔锋舌锋。名昭国史，与世无穷。”

　　1908年1月，为纪念《云南》杂志创刊一周年，吕志伊和李根源受杂志社推举，还编辑了一本特刊《滇粹》，网罗云南明朝轶事，随刊赠送读者。由于该书具有一定文史价值，解放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影印出版该书线装本。

　　1908年以后，吕志伊的主要活动转入了反清革命的一系列实际斗争。

　　 1908年3月，河口起义爆发。吕志伊、杨振鸿、李根源、赵伸等云南同盟会人在东京锦辉馆发起召开“云南独立大会”。当天，约万余人到会，同盟会骨干章太炎、吴玉章、汤増壁等与会。吕志伊在会上慷慨演说，揭露清政府密议借驻越法军镇压起义的阴谋，对河口起义予以声援。并提出“举革命军，以云南独立而为全国独立之基础”的主张。这次大会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清政府恼羞成怒，立即下令将吕志伊、杨振鸿、汤増壁“开除官费，予以通缉”。

　　“云南独立大会”以后，同盟会云南支部即组织会员数十人，由杨振鸿、黄毓英率领赴滇参战。年底，吕志伊接杨振鸿从缅甸仰光来电，称由于光绪、慈禧先后死亡，人心浮动。在滇西腾越、永昌等地活动的黄毓英等革命党人联络当地民众和防营官兵准备发动滇西起义。望吕志伊到仰光，商议起义事宜。吕志伊即离开日本，先赶到新加坡向孙中山请示机宜，随后到达仰光。就在这段时间，杨振鸿先期入滇，在干崖与黄毓英等见面后，决定分兵两路，在腾越、永昌同时发动起义。不料，事机泄露，起义未能按计划发动。杨振鸿在清兵追捕下，于1909年1月2日在腾越蒲漂牺牲。杨振鸿为革命捐躯的消息传来，吕志伊化悲痛为力量，急欲入滇重整旗鼓。后经在缅革命党人居正等劝阻，才留在仰光，一面继续筹划滇西起义；一面担任同盟会缅甸分会机关报《光华报》的主笔。

　　1909年春，为扩大《光华报》的影响，吕志伊在该报撰联“摄政王兴，摄政王亡，建虏兴亡两摄政”发起征对。这一上联以精炼的笔法，聊聊15个字，既高度概括了清朝从多尔衮摄政建立，到宣统继位、载沣摄政行将灭亡的二百多年历史；又以大无畏的气概予言，清政府气数已尽，必亡于宣统。这一凝练深涵，具有历史性，又富于现实性、革命性的征联，使整个华文报界为之轰动。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中南美洲都引起了极大反响。海外许多华文报刊纷纷转载，发起征对。《美洲少年报》从数百副应征稿中，选取50副发表，并给予奖励。其首唱为“驱胡者豪，驱胡者杰，汉家豪杰再驱胡”。后来，于右任曾赋诗称赞：“当年佳句争传诵”。对这一报界美谈给予很高评价。由于,《光华报》办得有声有色，在旅缅华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清政府驻缅领事遂勾结保皇党，暗中购得该报股权。然后，邀张石朋（笔名顽石）、李牙聪（绰号聋子）任主笔另办《商务报》，与革命党人抗衡。吕志伊、居正等针锋相对，动员旅缅华侨筹募资金，重新开办《光华日报》。1909年11月24日《光华日报》在仰光五十尺路二号重新出版。据冯自由《华侨革命组织史话》记载：“是报复活，仍以商务报大开笔战。未及数月，商务报记者张石朋知邪不胜正，自愿皈依革命真理，毅然脱离该报；李牙聪遂缄口无声。时人戏撰一联曰：天民（吕志伊字）作威，聋子投地；生公（居正字觉生）说法，顽石点头。”革命党人的胜利，使清政府驻缅领事更加恐慌。又与英国驻缅公使勾结，让缅督下令驱逐居正等人出境，逼迫《光华日报》停刊。吕志伊又组织旅缅华侨，以光华日报资产为基础，于1910年2月，改光华日报为《进化报》，第三次复兴了同盟会在缅的机关报。

　　1910年秋，吕志伊在缅以《光华日报》、《进化报》等为阵地组织华侨，募集款项，购买军火，策应滇西起义的活动取得了进展。同时滇西革命形势在黄毓英等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下，出现了新的转机，重新发动滇西起义的条件日益成熟。吕志伊即从仰光致电日本，请黄兴来缅甸商议决定发动滇西起义的具体计划。黄兴到缅后，与吕志伊一起考察了皦墨、瓦城、腊戌、麻栗坝等地，会见了愿意资助起义的侨商及从滇西来汇报情况的同盟会同志，详细研究了发动起义的各项问题。但就在此时，英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云南片马。革命党人从泰国偷运武器入滇的行动又遇到障碍。于是黄兴决定，仍按孙中山原来计划，集中同盟会力量先在广东筹备大规模起义，滇西起义暂缓发动。滇西起义当时虽然没有举行，但黄兴一直认为这次起义“稍有把握，且能速发”,以致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曾打算再次发动。

　　1910年底，吕志伊根据黄兴的意见，安排黄毓英等云南革命党人从滇西到昆明建立革命机关；滇西革命事务交由张文光、刀安仁负责。自己则奉命离开仰光到香港协助黄兴筹备广州起义。

　　（三）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九日）广州起义（史称黄花岗之役）爆发。吕志伊是参加起义的唯一云南籍志士。起义前他在以黄兴、赵声为首的统筹部“任编辑，保管檄文法章印信”等机密工作。起义之日亦赶赴广州参战。起义失败后，潜回香港。1919年他曾赋诗“公祭黄花岗日感赋”悼念战友，追忆往事，诗中写道：“救国事膏斧鑕甘，同盟后死每怀惭。萧何不事收图籍，烈士应増七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