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送给武昌革命党的投名状(4)
辛亥革命网 2011-06-15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雪珥 查看：
端方是满汉平等的首倡者，他的女儿就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有人认为端方的下台，是载沣为了清除政治上的异己。其实，作为大清“董事长”的载沣与有可能作为“总经理”的袁世凯，本无根本冲突，与袁矛盾很深的，其实是铁良等另一些地位相仿的满洲亲贵。载沣当国，年仅26岁，凭借的只是慈禧太后的政治遗嘱，因此，他只能、也必须推行慈禧的既往政治方略和政治影响。而对于端方的“大不敬”，一旦有人举报了还不处理，载沣就很容易引火烧身。而野史表明，真正动怒的，其实是当时的隆裕太后，西方的媒体报道也认为端方毁在她的手里。后世有人因此感慨，“清有长城如此，而顾以微瑕黜之，此清之所以亡哉。”（《清代野记》）
墙倒众人推，不久，御史胡思敬弹劾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横”的十条罪状，内阁发交张人骏调查，结论是“尚无罔利行私实情，惟束身不检，用人太滥，难辞疏忽之咎。现在业已革职，即著毋庸置议。”
力主强硬解决川路公司问题
端方赋闲后，过了两年的寂寞时光，这对一个年富力强、有丰富从政经验、并对国际大势知之甚深的人来说，当然是痛苦的。
铁路国有成为他政治翻身的机会，自被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后，端方就一头扎进了工作。然而，正如盛宣怀一样，他们都是久困牢笼的猛虎，放出来后，急于建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这种雷霆手段，本是处理此类乱麻般纠葛的陈年故事的不二法门，广东、湖南、湖北迅速见效，却奈何川汉铁路四川公司（川路公司）的高管们，为了300万两违规炒股的巨额损失，非要中央为此埋单，而四川地方官员存了私心，阳奉阴违，导致湿手抓了面团，成了僵局。
其实，贪腐有道、办事无能的川汉铁路公司内，还是有位能干而且操守良好的官员，他就是李稷勋，四川秀山（今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氏，在中央邮传部担任“参议”，因丁忧（官员父母亡故需停薪留职回乡守丧）在家，正好赶上了川路大建设，便被就近推举为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的“总理”。
端方、盛宣怀对李稷勋十分看好，认为只有他才能解决川路公司的问题。李稷勋在这年7月份从宜昌赶往北京后，却没能见到端方，端方刚刚南下武昌就任川汉粤汉督办大臣之职。李稷勋深悉川路公司的内部腐败，认为如果将之前的商股完全退还，则小民百姓依然拿不到这些投资款，只是白白便宜了那些虎视眈眈的高管们。因此，他支持将之前的商股换领国营铁路公司的股票，以便集中力量尽快修好铁路。
但此时，保路运动从索要投资款的经济“维权”，变成了以保路为工具推翻政权的政治活动。李稷勋遭到了川路公司高层的一致抵制，有人甚至向他发出了死亡威胁。为了将事态扩大，川路公司指令李稷勋，立即停止宜昌段的施工，并将宜昌公司的所有款项调回成都。这将激起4万多民工的暴动，导致湖北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崩溃，而这恰恰是川路公司既得利益者所希望看到的。
李稷勋拒绝了总公司的这一要求，并在川路公司股东大会开幕后的次日（8月6日），接待了端方派遣的查账小组，提交了公司的账目。
在成都方面，根据盛宣怀安插在此的眼线周祖佑报告，川路公司股东大会已经被操控，前来开会的股东身份十分可疑，“意在图财者居多、正绅股东少有到者”。这个被操控的股东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怒斥“卖国贼”端方、盛宣怀，其最新罪状就是“藉李稷勋一身为媒介，遂悍然移川路事权于邮传部及督办大臣之手”。股东会名义命令李稷勋立即辞职，限在十天内办理移交。
川路公司的态度，激怒了端方、盛宣怀及湖广总督瑞澂。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坚持绝不能后退，否则铁路国有的既定国策将被动摇，已经进入交接阶段的湖北、湖南铁路，也会出现反复，局面将完全失控。端方还注意到，从日本赶回来的四川留学生突然增多，把宜昌开往重庆的小火轮挤得满满的，他提醒中央和四川方面，这背后或许有日本人的阴谋和革命党的暗算，必须预作防备。
在盛宣怀的斡旋下，端方与瑞澂联名上奏，要求中央挽留李稷勋继续任职，并将李的去留，上升到了“路之成败、宜（昌）之安危”的高度，“万乞力任其难”。据当时相关法律和政策，李稷勋这一级的官员，其任命权在于中央，而不在于川路公司股东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