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将军赵尔丰(2)

　    却没料到，赵尔巽“举贤不避亲”，密折里保的是自己的胞弟、时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钦差大臣的赵尔丰，而王人文只是接任赵尔丰腾出来的川滇边务钦差大臣。虽然从官场级别上说，川滇边务钦差大臣还要略高于一省的藩司，对王人文来说，也算是提拔，但那毕竟是苦缺，要处理最为棘手的云贵川藏交界处的民族事务及边疆事务，而且多在高原苦寒之地。赵尔丰在那位置上已经干了近三年，政绩十分优异，举朝有口皆碑，而且比王人文足足年长18岁，已经是65岁的老翁。细思下来，无论论资排辈，还是赏功任能，王人文其实逊了赵尔丰一筹。

　    王人文对此情绪很大，他发牢骚说：“垂老投荒”，“以素昧边事者办理边事，岂有不鑿枘乎？”据说，在酒酣耳热之余，他甚至还抱怨中央：“丧服初满（指为慈禧和光绪服丧），即以巨款制戏具，以官职为市场，国事不纲，于斯极矣。”

　    此时的赵尔丰，被边防事务纠缠着，未能及时到成都赴任，中央下令由王人文担任“护理总督”，官场尊称为“护院”。但这带着情绪的“护院”却不想“看家”了，王人文由自己的官场不如意，进而对整个组织、整个体制产生不满，在关键的政务处置上，出现了严重的不作为、甚至渎职，直接触发了全国性的灾难。

　    当时，中央正在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赎买各省因高管腐败而亏损严重的商办铁路公司。其中，最大的困难户就是川汉铁路四川公司（川路公司），其高管在上海违规炒股，导致350万两巨额亏损，急需国家扶持。但该公司向中央提出，由财政承担其炒股亏损，这一过分要求遭到中央严拒。该公司的既得利益集团，既不甘心炒股亏损无人埋单，又十分担心伴随国有化而来的审计会导致自己之前的腐败案发，于是发起了所谓的“保路运动”，煽动7000万股民，说中央要“劫路劫款”，试图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与中央进行讨价还价。

　    在这涉及众多利益调整的关键时刻，主持四川工作的王人文不仅不在状态之中，而且试图“挟路自重”。对于川路公司的既得利益者打着民意旗号的运动，放任自流甚至大加鼓励。四川的“保路运动”便如火如荼起来，这大大压缩了赵尔丰接任后的转圜余地。

　    王人文实际上已经与中央对着干了，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痛斥他对“保路”群体性事件“专主附和，不加裁抑，颇有幸灾乐祸”。因此，中央几番急电，催促赵尔丰尽快到任，务必赶在川路公司约定的股东大会之前，以便及时掌控局面。

　    赵尔丰直到8月2日，才到达成都。此时，成都城里熙熙攘攘，到处是来自各州县的股东代表，准备出席两天后召开的川路公司股东大会。

　    被动迎合

　    赵尔丰对待保路运动的态度，受王人文影响极大。

　    早在6月份，当王人文为川路公司高管们代奏中央时——— 并非任何人的报告都能进入紫禁城的，没有够级别的地方大员代奏，就只能走“人民来信”的漫长处理过程——— 去征求赵尔丰的意见，他不仅同意，还宽慰王人文说：“圣明在上，必能鉴此忠悃，况简畀正隆，求去不易，安有获咎之事。”

　    7月6日，赵尔丰从打箭炉致电王人文，明确说自己将“抱定纯正和平宗旨，毋浮动，毋暴躁，毋使莠民借故扰乱地方。公既主张于前，丰必维持于后。”在这封电报中，赵尔丰强调，作为川路公司的创办人之一，自己对公司“关念尤切”。

　    川路公司及已经成立的保路运动组织“保路同志会”，也很注重对赵尔丰的工作，多次致电赵尔丰辩白自己是和平争路，“力求维持地方安宁”，请领导放心。

　    此时的四川官场，因看不透前景，人人自危。成都将军玉崑对于局势就很不乐观，他在写给北京的家书中说，四川官吏“纷纷请开缺”，为“急流勇退之计”，自己最好也是“卸肩”为妙，“支吾一天是一天”。

　    作为将军，玉崑能够“支吾一天是一天”；作为代理总督，王人文也能“支吾一天是一天”，但作为总督，赵尔丰就没有选择了。8月3日，他与王人文正式办理交接。王人文交印后，立即致电中央，解释自己的艰难处境，“既不能不为国家贯彻政策，又不敢不为朝廷固结人心”，也表功道：“仰托朝廷威德，地方安静，并未别滋意外事端”。中央同意他请病假15天，他虽然还呆在成都，但几乎是迅速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远离是非窝。

　    到任后，赵尔丰至少有6次拒绝执行中央的强硬路线。这其中，固然有他作为第一线当家人的权衡考量，更有他个人希望平安降落的心思在内。与垂垂老矣的赵尔丰相比，当政的盛宣怀、端方等，不仅年富力强，而且都是被压抑已久而刚刚回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急于见功。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资历、不同的愿望，造成他们之间完全不同的定位。

　    平心而论，铁路收归国有、拒绝不合理的补偿要求，在这方面中央完全占着法、占着理，其所作所为并没有错误，客观上为国为民。但是，地方官员希望能缓和与保路运动参与者们的矛盾，尽量缓和地推行国有化，因势利导地化解群众运动，也是占着情、占着势。保路运动最后演变为血腥冲突，这不仅是革命与改良的冲突、也不仅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更是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尤其是凸显了大清政权上下隔阂，令不行、禁难止，其根基早已被淘空。

　    只是赵尔丰没有想到，时代变了，毫无信用、不择手段的痞子运动已经成为主流，他自己则真正应了中央的批评，“养虎成患”，最终不仅没能维持住稳定的社会秩序，连自己的脑袋都被当作了革命的投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