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为孙中山“管荷包的人”(4)
辛亥革命网 2011-07-21 00:00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周兴梁 查看：
很快，他便使财政司的面貌为之一新。一些在司中任职的老人称颂说，我等“供职财政十余年，所见官长不少，然无一能及廖之精勤廉洁者”！
面对库空如洗、收入无着的局面，财政司除了将前清官钱局的旧纸币盖印逐月投放市面，又于1912年自行印制纸币应市。据1912年8月广州总商会的调查材料显示：当时军政府已借用旧纸币1201多万元，发行新纸币1342多万元。
一时间，流通在广东市面上的纸币在2000万元上下，成为广东军政府的财政支柱。
六 欲筹建广东银行未果
广东军政府曾布告承诺“从前所发银票，以后仍由本军政府担任兑换，各商民等自可照常行使，不必疑虑”。但这种许诺因现银转输艰难根本无法兑现。
市面纸币因此出现了挤兑风潮，面值随之日趋低折。1912年4月间，“纸币每百元低水五元”。5月下旬，廖仲恺接任财政司长前夕，“省城纸币面值七折，市面摇动”。
时任广东官钱局总办的邹鲁在后来回忆说，广东纸币景象最坏时，“使用价值只值面值五成，而官钱局无法开门”。商民普遍不满，报界多次呼请维持纸币，廖仲恺也感到“数月以来，纸币价值日以低落，若不速从根本上解决，则政府、商民同受其损”。
廖仲恺向都督胡汉民提请借外债筹办广东银行：由胡督出面以军府名义向美商借款500万美金，为设立广东银行之用；由广东银行“以中华民国货币公债票、广东省政府纸币与银币公债票、外国金银币和生金银及三个月以内到期银单作为保证，发行五千万元纸币”。胡汉民即令财政司会同实业司从速筹设广东银行，但几度筹议一直无法解决。
七 回收纸币发行有奖公债
廖仲恺只好采取一系列的行政与经济治标措施，来维持广纸流通和市面金融。
一方面，用造币厂鼓铸的银毫有限地收回部分纸币。他与官钱局总办邹鲁商定：由造币厂加工铸造毫洋，同时在城内各处设立兑换钱庄，暗中提高兑收纸币的若干价格，以利吸收纸币。
造币厂全年共铸出“双毫8700万枚”，计1740万元，政府用它们兑换回笼了一批纸币。到1912年9月时，财政司已封存旧10元的纸币达400万元，并销毁其印版。
另一方面，发行有奖劝业公债，其中部分用以回收纸币和稳定金融。广东官银局1912年12月25日发行有奖公债1000万元，月息8厘，以10年为期还本。并设置6等奖励办法：头奖1个，30000元；二奖2个，每个10000元；三奖3个，每个5000元；四奖100个，每个80元，五奖500个，每个30元，六奖5000个，每个20元。有奖公债很快被认购一空，对稳定金融起了很大作用。
八 迅速遏制住纸币低折恶潮
1912年9月，广州市面纸币价格升至面值的八成九，佛山等地则升至九成；商号皆贴出“本号遵例，通用广纸”的告白，一律通用广东纸币。随着纸币升值，铜仙由原来的120多枚为一元，升为104枚折值一元。
但1913年后，广东纸币由于仍无筹备金为兑换手段，加上该年度省财政预算不敷1900万元，上年底又发生了日本人伪造粤纸币案，广纸之币值再次旋起旋跌。
此时，廖仲恺与广东警察厅长陈景华亲自参与日本人伪造粤币案的审理，及时公布了伪纸币并未流入市面的真相，迅速遏制住纸币低折恶潮。
1913年4月，廖仲恺呈请胡汉民通饬各地方长官，迅速查实属内各埠之殷商银号，由“政府与之订立章程，提高利率，托该处代理政府吸收纸币；并由财司通知各属设立储蓄机关，以济人民视低纸币之困”。以使广纸“渐臻原价”。
同时，廖仲恺让官钱局大量购买生银铸现洋。到5月底，“造币厂每日出银毫八万元解交财政司，均汇存司库及官钱局，所存银毫已有五六百万，闻拟存至一千万即行分设兑换处，以吸收纸币”。
九 践行“平均地权”第一人
廖仲恺首先推行广东地价税契法案，希望通过改革地税来增加财库收入，进而实现同盟会“平均地权”的土地国有纲领。
1912年6月，省临时会议通过了《广东换契简章》13条，规定“广东人民所有之不动产，经前清政府印给之旧契，一律由中华民国广东政府换给新契”，断卖契和典按契分别照原契价抽10％。、6％。的换契金。
此举虽然没有达到增加财库收入的目的，但却验证了孙中山“平均地权”这一民生主义纲领的可行性，凸现出廖先生是践行以平均地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革命第一人。
廖仲恺还以高利息第二次向省港行商募债达543万余元（含协助京饷借款140万元），开办有奖公债；整理省内赋课旧税和振兴实业。财政司还提出了规复酒捐、蚕丝捐、粮捐、屠捐、房捐、警捐的计划，并定了严惩偷漏税之办法。
到1913年5月初，军政府库存有生银50余万两，双毫300多万元。到8月，广东“二次革命”失败廖离粤时，“库中存有现洋七百余万，另有纸币数百万，此为民国以来财政当局所未见之现象”。
（周兴梁，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