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才华横溢的革命家(2)
辛亥革命网 2022-03-19 09:01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赵立彬 查看：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最早就是发表在《民报》发刊辞上。1911年初，宋教仁从日本回到上海，又担任《民立报》主笔，发表了上百篇评论和文章。
当时的青年毛泽东初读《民立报》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他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
肆 提出著名的革命三策
革命党人为推翻清廷统治，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屡仆屡起。其中大多数由孙中山亲自领导、以广东、广西、云南为主要发动地，多次起义发生在广州及其邻近地区。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与谭人凤主张将革命重心转移至长江流域，“谋长江革命”。宋教仁在东京召开的各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
他指出，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领北京，然后号令全国；次策是中部革命，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又次是边地革命，进据边要，徐图进取，以东三省或云南、广东、广西为地点。
三策之中，上策最善，但是最难；下策已经过多次实践，行之而败，而且容易酿成分裂之祸；只有中策比较适宜，应当重视长江流域的工作。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按照“长江革命”的思路，相继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等地建立机构，将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为武昌起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伍 每有辩议，众咸悦服
宋教仁提出的“长江革命”的思路，与孙中山长期坚持以华南为中心开展反清武装起义的做法很不相同，但是反清的目标是一致的。从后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直至清帝退位的历史实际过程来看，这一策略是行之有效的。
宋教仁的革命策略以及革命思想，是与他过人的钻研精神分不开的。在日本期间，宋教仁一面从事革命活动，一面有意识地学习政治、法律方面的新知识。
他先后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特别注重对西方政治学说和法律制度、议会等的研究，翻译了《日本宪法》、《一千九百零五年露（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国际私法讲义》、《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著述。
他在日本阅读的历史、地理、传记、哲学、伦理、政治等书报达300多种，译述达60万字。在留学生讨论社会问题时，“每有辩议，独钝初能本末悉举，众咸悦服。” 这为他成为民主宪政的坚定信仰者奠定了基础。
宋教仁的政治思想有两个突出特色，一是坚持法制，一是坚持责任内阁制。
陆 议会政治的坚定信仰者
在法制方面，他精研过西方和日本的法制思想，特别重视法律、尤其是宪法的建设，他在辛亥革命中起草《鄂州约法》和湖北军政府的各种法令、文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起草民国官制，主持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
在政体方面，宋教仁一直致力于建立“民权的立宪政体”，以建设西方式的“议院政治”为目标。他坚持主张责任内阁制，希望在新的政治制度下，总统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而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是造成“议院政治”的前提，“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
要实行内阁制，就必须有完善的政党，“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为了从根本上制约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宋教仁发起组建了国民党，成为民初最大的政党，希望依靠这个党取得国会选举的胜利。
他到各地宣传国民党的纲领，鼓吹自己主张的内阁制，反驳政敌的非难。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夺得众、参两院870个议席中的392席。
柒 “宋案”与革命再起
1913年3月20日，正当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有利形势时，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乘火车从上海回北京，晚10点多，在上海车站遇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宋教仁遇刺案”。
宋教仁遇刺后，国民党和国内许多人士一致将袁世凯视为主谋者，黄兴作挽联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是袁世凯。”
为此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再度开展讨袁的武装斗争，“二次革命”随即开始，此后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
宋教仁坚守议会政治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的条件，但仍有积极的意义。他执着地认为，民主宪政是最优越的政治制度，是反对专制统治的最有力武器，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只是后来的历史没有给予这种理想实践的空间，近代中国，进入的是一个在政治上较“力”的时代，而非较“理”的时代。宋教仁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他的宪政理想和献身精神在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斗争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正如孙中山对他的评价：“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