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革命军马前卒(2)

　　叁 因“苏报案”自求入狱

　　在上海张园举行的集会上，邹容“滔滔辩论，旁若无人，海内渐闻邹容之名矣。”

　　邹容还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目的在于使“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对于学生们的爱国行为，清政府竟以“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的罪名，横施镇压，密令各地“随时拿到，就地正法。”

　　邹容深切地感到要爱国必革命，要救亡必反清，于是最后完成了《革命军》，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决心“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章太炎为之作序，称为“义师先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经费，交上海大同书局付印。

　　1903年5月，《革命军》正式出版，这是最早出版宣传革命的单行本书籍，使“举国上下，无不震动”。清政府极度恐慌，惊呼：“此书逆乱，从古所无。”通过上海租界工部局，当年6月30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将章太炎逮捕。

　　邹容愤然独自行至租界监狱，自报其名，要求入狱。英巡捕见其年少，以为精神病者，喝令走开。邹容怒斥巡捕：“我著书未刻者尚千百卷，非独此小册也。兆尔不信，取《革命军》来，吾为之讲说之。”遂被关进了租界监狱。

　　肆 惨死于狱中，年仅二十岁

　　法庭上，邹容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自比法国卢梭”；在监狱中，他与章太炎赋诗言志，视死如归。章太炎《狱中赠邹容》诗：“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答诗：“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旧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1905年4月3日，在中外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下，邹容惨死于狱中，年仅20岁。上海义士刘三收其遗体安葬于上海华泾乡野。

　　柳亚子先生曾写下《哭邹威丹烈士》一诗曰：“自由死矣公不死，三百年来第一流。”

　　这位年青的革命家留下的《革命军》，近两万字，共7章。通篇以犀利明快的语言、石破天惊的气势，宣传“反清革命”这个主题。《革命军》将革命看成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环节，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

　　伍 提出具体的共和国方案

　　《革命军》开宗明义就宣布要“扫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他从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等方面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进行了深刻批判。

　　邹容自称“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把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并规划了“中华共和国”的二十五条建国纲领。主要内容有：

　　推翻清王朝，诛杀满洲皇帝，在中国永远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全国男女皆国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人身、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权利；国民有纳税、服兵役和忠于国家的义务。

　　政府的权力由人民授予，政府的责任在保护人民的权利；人民可以推翻侵犯人民权利的政府，建立新政府。建立中央政府，实行议会制度，各州县、省逐级选举议员，最后由各省总议员投票选举总统。

　　此共和国方案，前承《兴中会宣言》，后启《同盟会纲领》。《革命军》毫不含糊地回答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陆 《革命军》印数超过百万

　　《革命军·自序》说：“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在清王朝的严禁之下，《革命军》不胫而走，风行国内外。第一版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后，很快销售一空。

　　后来，又改名为《图存篇》（新加坡）、《革命先锋》（香港）、《救世真言》（上海）等，纷纷翻印。在上海的外国人也“争翻译为东西文，传布其国，并揭容像于新闻杂志以揄扬之，且谓支那亦未始无人也”。

　　据统计，在辛亥革命时期翻印了二十几版，总印数超过了一百万册，居当时所有革命书刊发行量的第一位。

　　吴玉章回忆说：“邹容的《革命军》出版，革命的旗帜就更为鲜明了。邹容以无比的热情歌颂了革命，他那犀利沉痛的文章，一时脍炙人口，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当我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等文章以后，我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义决裂了。”

　　章士钊在1903年6月9日《苏报》发表《读革命军》一文说：“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人海之状。呜呼！此诫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

　　柒 千言万语，抵不过《革命军》

　　《革命军》一出版，孙中山就携带此书前往檀香山，并将革命党改称“革命军”。他说：“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所以记邹容功也。今岁来檀时携有一书，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近者求索纷纷，而行箧已罄。欢迎如此，旅檀之人心可知。即昔日无国家种界观念者，亦因之而激动历史上民族之感慨矣。”

　　次年，孙中山在旧金山致公堂和中西日报社的帮助下，刊印《革命军》11000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1906年10月孙中山又给新加坡的同盟会员寄去《革命军》样本，嘱咐：“从速印之，分派各地，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

　　1912年3月29日，孙中山更念“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之功，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下令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赐恤崇祀”。

　　黄兴也曾“以携带邹容所著《革命军》、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二书，零星赠送军学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武昌起义前，《革命军》在武昌的革命士兵中几乎是人手一册。

　　鲁迅在《坟·杂忆》中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谢放，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