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2)

　　特别是成立于1902年4月的中国教育会，它是20世纪初中国最早出现的“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的“上海之革命团”，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他的革命活动也开始于此阶段。中国教育会成立半年后，上海发生了南洋公学退学风潮。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学生运动。它的直接起因是所谓“墨水瓶事件”（即有学生误置墨水瓶于教员的座位上，学校当局无理训斥并开除学生），但实际上是该校教员禁止学生阅读新书，从而引起学生的不满。在这场斗争中，蔡元培完全站在学生一边。鉴于离开南洋公学后的学生无力自行筹组学校，由蔡元培与章炳麟出面组织学生向中国教育会求援，征得同意后，募款建校，借上海泥城桥福源生房屋为校舍，于10月17日创立了爱国学社，蔡元培被推为学社总理（校长）。

　　而这一时期蔡元培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中，最引人注意、影响也最大的是著名的张园演说。张园是无锡人张叔和的花园，位于上海静安东路，不收门票，是当时上海举办各种集会的公共场所。1903年春，拒俄抗法运动兴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在张园集会，声援这一爱国运动。抗法运动起因于广西境内发生的哥老会陆亚发、王和顺起兵事件，巡抚王之春奏请借法兵平乱，许以事成之后让出广西全省矿路之权。4月25日，旅沪各省人士在张园召开抗法大会，蔡元培登台发表演说，认为“此是全国人的事，不是一二省之事”。4天以后，为抗议俄国占领东三省，爱国学社、爱国女校等单位共1200多人在张园召开大会，蔡元培再次发表演说，指出：“上海应设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如东三省、广西等之最要问题。”这些演讲在学生中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园集会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便组织了义勇队，旋改称军国民教育会，蔡元培是其中的主心骨。

　　除了张园演说外，中国教育会负责人还轮流为《苏报》撰稿宣传革命。蔡元培曾在该报发表了重要评论《释“仇满”》，针对张园演说会上有人将革命与排满混为一谈，主张排满仇满的偏激论调。这篇文章的发表说明蔡元培对于民主主义思想的认识比同时代的其他革命家要高。蔡的这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对即将发生的辛亥革命，显然具有直接的影响。

　　武昌起义后毅然回国

　　直接投身于创建民国的伟大事业

　　1904年，是蔡元培政治活动史上的重要一年。这一年11月19日，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被推为会长。光复会成立后，联合了江浙革命志士，扩大了组织，推进了东南地区反清革命斗争的发展。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上海支部长。

　　这一时期，蔡元培还投身于密制炸药和参加暗杀团的实际行动。关于这一情况，在《蔡元培口述传略》中有详细的记载。何信恩认为，蔡元培投向反清民主革命，诚属可贵，但在早期也已经暴露出“秀才造反”的弱点，他的书生性格，导致他在暗杀活动中连遭失败，革命内部又产生不和的情况下产生倦意。

　　1906年春，由沪返绍办学遭受挫折以后，蔡元培在报上看到清廷将派送翰林院编检游学东西洋的消息后，便萌发了想留学德国的念头。1907年4月，清政府任命顺天府尹孙宝琦为驻德公使，这为蔡元培赴德求学提供了机会。由于孙宝琦之弟孙宝埴系蔡元培故交，经其游说，孙宝琦答应接纳蔡元培为驻德公使职员，并允以每月资助月费30两。此外，商务印书院也约定每月送他编译费100元。就这样，41岁的蔡元培便随孙宝琦一行离开北京，于当年7月11日抵达德国首都柏林，实现了赴德留学的夙愿。

　　留学德国的4年，对蔡元培后来的思想影响很大。他在德国所学的有关哲学、心理学和美学等涉及精神世界的课程以及诸如文化史、文明史和民族学等综合性课程，使得他深切地洞悉和把握西方文化的底蕴，正确地对待和区别西方文化的良莠，从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界的一位学贯中西、熔冶中外新旧于一炉的大师。

　　在德国期间，蔡元培虽然将精力主要用于读书与著译，但仍然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局势，与国内外的革命党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蔡元培正在德国境内一小镇上的一所中学从事心理学实验，听到消息后便立即提前结束实验，于18日晚回到莱比锡。在以后的一个月中，他几乎每天去同学会做组织工作，商量如何为国内革命出力。当他听说有一个叫刘庆恩的人是由汉阳铁厂派来德国调查制炮、用炮之术，对清军布防情况十分了解时，即和刘庆恩一道写信与孙中山联系，叫他汇筹10万美金，由刘出面向德国购买8门新式攻城大炮，运交国内革命军。11月中旬，蔡元培接到陈其美促其回国的电报，便取道西伯利亚返回中国，于11月28日抵达上海，直接投身于创建民国的伟大事业。

　　“辛亥革命在形式上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新兴的资产阶级所面临的课题，不仅只是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在思想领域，尤其在伦理道德方面进行一场革命。而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为提倡思想自由，为新思潮的传播，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发展，为繁荣思想文化起到了重要的先导和保护作用，从而为五四运动的发生起了启迪的催生作用，因而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何信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