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散落于历史尘埃的辛亥女杰(5)
辛亥革命网 2011-08-25 00:00 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钟瑾 查看：
湖南湘乡人张默君（原名张昭汉）与其父都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曾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脱离清朝，宣布独立。张默君曾与秋瑾晤面，谈女权，相见恨晚。这位南社著名女诗人1912年发起成立神州妇女协会，并创办《神州日报》。她担任校长的上海神州女校亦是女子民主革命的摇篮之一。1912年，张默君被推举为中国女界协赞会总干事。遍历欧美考察社会和妇女教育回来后，她发起“中国平民教育”，在各地设立平民学校千余所，成为近代著名的妇女活动家、教育家。
汤国梨幼年时在邻居的书斋中读了《天演论》及康梁文章，渐萌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宏愿。23岁时，她谢绝媒妁，只身来到上海，随后考入上海务本女校并结识了同学张默君。两个常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的好朋友，之后在沪组织了“女子北伐队”，以开游园会、义卖等方式筹募款项，支持革命。钱款还没送去，革命军已攻下南京。孙中山对她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宣传教育的责任更重，你们在这方面努力吧！”于是，汤国梨等人用这笔钱在上海创办了神州女校和《神州女报》。汤国梨最早发出“女界参政”的呼声，更被上海妇女界推选为“妇女参政会”和“女权同盟会”的临时主席，成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中主要领导成员之一。
当时，女子参政运动的激烈程度是不难想象的。激进如沈佩贞者，竟然鼓吹参政目的一日不达，未结婚的女子，十年内不得与男子结婚；已结婚的女子，十年不得与男子说话。
女杰的晚景，革命的终曲
辛亥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未能真正改变封建专制统治基础，自然也没能带给女性真正的解放和幸福。除英年早逝者如张汉英、尹锐志等，辛亥女杰们的晚景可谓天壤之别。
有些女性在革命中遇到志同道合的伴侣，甚至还成了革命元勋的夫人。比如张默君41岁时与孙中山私人机要秘书、国民党立法委员邵元冲结婚，而上海女子敢死队队长沈警音（加入江浙联军开赴南京战场时任北伐女子队副队长）也成了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国民党要员黄郛的夫人。汤国梨则在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人的见证下，与名士章太炎结为百年之好。黄兴在世时，徐、黄二人在南京创立贫儿教养院，负责收养、教育烈土遗孤和战时难童。而黄兴早逝后，徐宗汉又在张竹君的帮助下，创设了上海贫儿教养院，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儿童教养事业。
邓惠芳于1912年1月当选为广东省组织临时议会的议员，随后被选送赴日公费留学，进入东京女子音乐学校专攻音乐，之后两次回国参加了讨伐龙济光的战斗。26岁那年，孙中山在上海环龙路44号中央党部亲自为她和夏重民（1922年遇害）主持婚礼。抗战爆发后，邓蕙芳秘密遣回东莞组织游击战，多次打退日军，被当地人尊为“邓三姑”。之后，她一直从事教育、新闻及妇女工作，直至1976年在台湾去世。
孑然一身的唐群英，则变卖全部家产，先后办了五种女子刊物，创建了十所女子学校和一个女子工艺厂。张竹君则终身未嫁，一生致力于救死济危，以及女性教育、女权斗争。
令人唏嘘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现实的人们对于这些女杰的关注，亦从新闻转向绯闻。其中，唐群英的“《长沙日报》风波”，沈佩贞的风流案，张竹君的韵事，最是一片喧哗。
与那些出身名门的女子不同，当时许多逃出家庭的女子，之后可以说是无家可归的。其对于“革命成功”所抱期待和幻想，是不难想象的。她们之前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因而希望能出国留学，也盼着能在社会上获得一份职业，以自食其力。但时间一天天过去，除了领到一张同盟会证书和一枚黄铜质的证章（圆形、三条凸线边围着一个篆体的“民”字，比人民币五分钱略小）外，鼓动她们参加革命、为她们描绘美好世界的人们大多已成国民党要员，各忙各的，似乎已经忘了她们的存在。
于是，很多人晚景凄凉。张淡如遁入空门，从此青灯古佛，好歹也算是有了个归处。而广东女子北伐队队员梁荃芳，当年逃脱家庭压迫，投身革命，革命之后无家可归，沦为妓女。她的队友许剑魂则在嫁给邹鲁后，不幸在港遭人暗杀。至于黄抚庸、邓慕芬，原本被安置在女子教育院工作，但讨袁军事行动失败，龙济光入粤大肆捕杀同盟会员，二人避走港、澳，从此失业，更兼无家可归。绝望中，二人相约至肇庆鼎湖山上，在1914年12月间携手同沉于飞水潭。革命的终曲，唱到最后，竟是这样收场。
相比这些有名有姓、尚能被后人从尘埃下扒拉出来的人物，一些平凡女工、仆佣参加罢工，从微薄的收入中省出钱来捐款助饷。她们是一粒粒石子，聚拢在一起铸成革命之基，是这组辛亥革命交响乐中的无名乐章，却无声无息、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深处。
非常之人值此非常之境，这句话用来形容这些不凡女性当是最贴切不过了。这些人、那些事构成的坐标，定格了某一历史时空。今天，或许是时候翻回到100年前的那一页，抖落尘埃，让这些女性回归人们的视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