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要角戴鸿慈(3)

　　戴鸿慈、端方使团除了游山玩水、会见各方人士，重点是考察列国政治制度，为清廷下一步的“立宪”作参考。在俄国，戴、端两人会见了沙俄侵华的首要人物、前任首相维特伯爵。维特这次说的一番话，似乎是发自内心：中国要立宪，先要延请中西法律专家“斟酌其宜”；法律既定，君民均要遵守；立宪此等大事要有“五十年准备”，否则欲速不达；“上急行而下不足以追步，则有倾跌之虞；上不行而下将出于要求，则有暴动之举”。维特的预见惊人准确：中国立宪派反复请愿速开国会，最终演变成武昌的“暴动”。在一个交通规则也难以执行、公共卫生一塌糊涂的国度，就算勉强颁布《宪法》，又有多少人会认真遵守？

　　求通缉犯帮写奏折

　　戴鸿慈一生从翰苑起家，小楷字端正秀逸，擅长写门面文章，但从未办过洋务，对西方所知甚少，单凭一次走马观花的“考察”，就能明白西方政治的真谛，未免令人难以相信。端方是旗人中的后起之秀，稍知西学皮毛，善于投机，“百日维新”时负责农工商总局，政变后苦心经营，写成一篇肉麻吹捧慈禧太后的《劝善歌》，结果逃过清洗，还继续升官。这次出洋考察，朝野寄予厚望，回国之后是要拿出东西交差的。

　　好在他们早有准备。随员里面，有早年在湖南从事变法的名士熊希龄，精通西学的伍光建、施肇基等洋务人才。使团开会，把任务布置下去，分兵把守，后写成《列国政治要义》18章；同时又请人在上海、日本等地参考各国书籍先行编写，最后汇总，成了提交给清廷的《列国政要》133卷。此等门面功夫，自是我国官员最为擅长，最后皆大欢喜。不过这两种书只是介绍各国情况，最头疼的是要提出具体对策。端方此人脑子最为灵活，敢想敢干，想起了朝廷的通缉犯、精通宪政的梁启超。这个大胆的举动，以前传闻多多，但缺乏文献资料的依据。直到北大教授夏晓虹发现了梁启超的手稿和相关书信，才真正揭开了谜底（夏晓虹：《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梁启超捉刀写报告》，《南方周末》第1292期）。

　　据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他们一行六月初一日（7月21日）抵达上海，一直呆到十四日（8月3日）才启程回京，迟迟其行，奥妙何在？原来是在等待梁启超代为起草的五份奏折。当晚，收到梁氏“交货”，据日记所言，有《定国是》、《改官制》、《审外交》、《设财政调查局》、《立中央女学院》五折。这么多奏折，是梁启超用二十多天时间把自己关在船舱里埋头写出来的。

　　原来使团随员熊希龄并没有跟二大臣一起回国，而是提前一个多月回上海，然后东渡日本，去见他的老友梁启超。两人面商的情况已不可知，但达成了协议，熊希龄在六月初五日（7月26日）回到上海向戴鸿慈、端方汇报进展，二大臣又等了一星期，在收到梁氏交稿之后，方才动身北上。

　　立宪要角，入值军机

　　戴鸿慈出国的时候，还只是户部侍郎；出国途中，升任礼部尚书。六月二十二日，慈禧、光绪召见，似于当天递上奏折，第二天又再次召见，向两宫进言：“立宪利国利民，可造国祚之灵长，无损君上之权柄，及立宪预备必以厘定官制为入手”，似乎都是梁启超的思路。不过经此一役，戴氏也成为立宪、官制改革的主要角色。在此前后，两宫又分别召见载泽、端方、尚其亨多次。七月八日，以考察政治大臣各奏折为基础，召开廷臣会议，反复辩论。七月十三日，朝廷即宣布预备立宪，距离第二次召见戴鸿慈不过二十天。

　　此后，因法部与大理院权限划分问题，与法学专家沈家本辩难不休，戴鸿慈私底下写信给流亡海外的梁启超请教，也是一段佳话。宣统元年，又出使俄国。八月，以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十一月，擢协办大学士。宣统二年病逝，备极哀荣，可谓死得其时。再晚两年，就会亲眼看到：想用立宪挽救大清，只是幼稚的空想。

　　自雍正帝设立军机处以来，广东人出任军机大臣的，只有戴鸿慈一人。军机大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几乎天天见到皇帝（或掌权的皇太后），与闻核心机密，并负责将谕旨付诸实施。同时代的名臣李鸿章当了二十多年的大学士，就是无缘入军机，成为终身憾事。清初满人入关，在广东几番征战，屠城屠邑，杀人无数，种下了洪秀全、孙中山的革命种子；在清朝快灭亡的时候，给了广东人戴鸿慈一个军机大臣要职，也算是一个“安慰奖”吧。

　　人物档案

　　戴鸿慈（1853-1910），字光孺，号少怀，广东南海人。先世居广州城西，后徙居南海大同堡绿涌村，再定居佛山。光绪二年（1876）进士，先后督学山东、云南。甲午战争后上《善后十二策》。1900年授内阁侍读学士。1905年被命为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之一，在北京火车站遭遇革命烈士吴樾炸弹袭击，休整后仍再次出发，环游世界十五国，写成《出使九国日记》。归国后力主立宪、改革官制和法律制度。历任户部侍郎、法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是唯一一个担任过军机大臣的广东人。

　　参考资料

　　《出使九国日记》、《清代粤人传》、《南海文史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辛亥革命》、《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