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与辛亥革命（二）
辛亥革命网 2011-10-08 00:00 来源：中国台湾网 作者：徐博东 查看：
海峡两岸出版的丘逢甲研究及文学著作（2011年4月14日）
二、同情支持革命 暗护革命党人
1、思想政治立场的转变
如前所述，贯穿丘逢甲毕生的思想主流是“教育救国”，但就其政治立场而言，一九0九年前后则有明显变化。此前，丘逢甲基本上属于立宪派。诚如其挚友丘复所言：“君（指丘逢甲）之宗旨，其初本近于保皇，”（18）丘逢甲自己亦说：“海内最先倡言立宪，此身亦居其一。”（19）事实亦确实如此。
全面评价清末立宪派并非本文主题，这里笔者只想指出，立宪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势力。同是立宪派，但由于个人经历和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对清廷和民主革命的态度却有明显的区别。例如丘逢甲，他既不像流亡海外的康梁保皇党，曾经得到过朝廷的重用，领受过当今皇上的“知遇之恩”，因而需要感恩图报；也不若资产阶级上层政治代表、国内立宪派头面人物张骞等人，与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需要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特权与利益；相反，在丘逢甲的内心，唯有朝廷割弃故土台湾的切肤之痛，和遭受朝廷呵斥、冷落的怨恨之感。因而尽管其主张“保皇”、赞成“立宪”，但并不一定排斥“革命”，而且在朝政日暗、国事日非、列强进逼而又报国无门的情况下，较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感染而逐步改变其政治立场，转而同情支持革命。
考查辛亥时期的丘逢甲，情况正是这样。
一九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转而采取所谓“保全主义”政策，继续扶植清王朝作为他们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变有形瓜分为无形瓜分。而清王朝则对帝国主义允许它继续充当走狗而感激涕零，声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廷业已彻底投靠帝国主义，成为货真价实的“洋人的朝廷”。由此，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对于清王朝的认贼作父、昏聩无耻，丘逢甲极为愤慨。在一九0一年作的《述哀答伯瑶》这首长诗中，他以辛辣的笔触对清廷进行无情的鞭挞和讽刺：“四千年中中国史，咄咄怪事宁有此！”、“伺人怒喜为怒喜，不知国仇况国耻。素衣豆粥哀痛诏，可惜人心呼不起！”（19）在丘逢甲看来，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已是腐败透顶，人心丧尽。在另一首长诗《汕头海关歌》中，丘逢甲则历数了汕头海关大权旁落、洋货充斥中国市场、民族工商业备受摧残以及帝国主义掠卖华工等种种惨状，愤怒谴责了清王朝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的丑行。
面对列强的进逼、朝政日趋昏浊的现实，丘逢甲开始认识到仅凭少数志士仁人的奋斗已无补时艰。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诗作如《晨起所见》、《汕头海关歌》、《东山感春诗》中，都表达了他唤醒民众、团结御侮的可贵见解，说明丘逢甲的反帝爱国思想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和可喜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丘逢甲的进化论思想较前有了新的表露：“竞争世界论天演，此去闽中大有人。唤起群龙听梵唱，诸天同转法王轮。”（《重送王晓沧次前韵》）这种认识使他激发起天道轮回、世道变迁的思想火花，从内心深处萌生出向往自由、民主的新社会的思想幼芽（见《次韵答维卿师》、《送谢四东归》等）。而在一九0一年秋冬写的一篇铭文中，丘逢甲向往自由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芽蘖则表露得格外明显：“……嗟乎！自秦汉专制之法行至今，其所谓官者，以无限之权偃然民上，于士无所谓礼也，于民无所谓教也，束缚之而已；既愚其民，复忌士之不愚，故于法尤以摧折士气为事。为士者亦务相竟为俗学以自愚，不复知有圣贤之义，临小小利害，辄动色相戒，虽君父之难，或弃不顾，不以为非；其稍能自立而思有为者，且群诽而众咻之，必败其成而后已。士愚如此，何论乎民，其惑邪说而日为无理之争也，亦固其所。故昔之所谓文明先进国者，乃今鄙为半开之国。贤者处此，上屈于专制之政，下挠于半开之俗，夫何能为？然卒不以自馁而自沮者，何也？义之所在，非利害所能动也……。”（20）
上述情况表明，庚辛之后，尽管丘逢甲所醉心的救国方案仍然是“兴学育才、启发民智”，但从思想深处的变化趋向来看，他与康梁保皇派已有相当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日益明显，一九0三年以后，丘逢甲渐有同情反清革命的表现。例如，一九0三年岭东同文学堂学生响应上海爱国学社鼓吹革命风潮，革命文字见诸国文课卷，丘逢甲不但不加任何干涉，反而为之辩护说：“此天赋人民思想、言论之自由权。”（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