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领袖”胡瑛(2)

　　23岁的胡瑛被关押在武昌臬司狱，典狱官谈国华见他风姿俊美，谈吐儒雅，诗文书画俱佳，甚是怜惜，对他优礼相待，在同案坐牢的六人当中，他的处境最好。胡瑛不但笼络了狱吏，还凭着风姿和口才俘获了谈国华女儿的芳心（后来终成眷属），对女儿与胡相爱，谈某顺其自然，不加阻止，大有奇货可居之意。与胡同案被捕、因病保释的张难先常去狱中看望，饮酒画梅花，他说：“瑛之在狱也，手腕敏脱，禁卒囚徒，悉在笼络中，等于僮仆，故见客谈话，极自由。党人多候探者，问及党务，故以后每一机关之组织，瑛皆与谋。”（《湖北革命知之录》，《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68）

　　胡瑛在狱中，学生、士兵慕名前往拜会者不断，武汉各革命团体领导人亦常到狱中晤谈，请教方略。“问及党务”最多者，当属文学社之三巨头蒋翊武、刘尧贗、詹大悲。蒋、刘是湖南人，文学社以湖南人居多，胡是革命前辈，又与黄兴、宋教仁关系密切，他们遇事即往狱中“商大计，决进止。詹大悲和他谈话后非常高兴，逢人便讲：‘萱庵（胡在狱中别号）真天下才也。’由此胡逐渐形成左右文学社革命活动的力量。”（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2年10月第1版，P30）

　　居正到汉不久，即由黄侃陪同，前往武昌府监狱探望胡瑛，此行观感，他在《辛亥札记》中所记甚详。谭人凤到汉后，亦往狱中慰问胡瑛，适遇文学社蒋翊武、李长龄、罗良骏等人，他们都是经常来看望胡瑛的人，由胡向谭一一介绍，谭见蒋翊武像个田舍翁，土头土脑，李长龄像个老学究，腐气熏天，罗良骏如贵公子，纨绔未脱，心中不悦，颇为漠视，胡瑛屏左右对谭说：“你别小看人，湖北党人都具有百折不回的志气，本社（指文学社）尤埋头苦干，不以外观夸耀也。”谭人凤乃改容谢之。（见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P33）

　　胡瑛不仅是武汉革命青年的“精神领袖”、文学社的最高顾问，他还是武汉革命党人与同盟会要人联系的枢纽。正因为他能与宋教仁单线联系，日后却招来一场是非———武昌起义前他写密信阻止黄兴、宋教仁来汉，当事人杨玉如怨恨于他：“文学社党人蒋翊武、刘尧贗皆湘籍，故常将武昌革命事就狱中与瑛相商。惟瑛言大而夸，识见亦陋，料事不甚正确。即如首义期迫，居正、杨玉如赴沪，邀黄兴与宋教仁速来，力言大事可成。而瑛亦暗遣人去阻宋不来，密报武昌革命绝不可靠。党人颇恶其捣乱，但因渠长系囹圄，无异坐井观天，亦不深咎。”（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P33）另一位当事人居正也说：“余偕杨来沪后，……连日在英士寓所，召集上海机关部会议，决定南京、上海同时发动；令余详述事实，函报香港，托吕天民携往，请黄克强速来，宋钝初、谭石屏均准备同时赴汉，讵胡瑛在狱，密派学生岑伟生持书来沪访钝初索炸弹。钝初问余可否给之，余曰不可，初不知胡瑛给钝初之书，有痛哭流涕，极言之湖北不能发难也。故钝初初听余言，疑信参半……”（居正：《辛亥札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P37－38）当事人如此说，后代写辛亥革命史者便以此为据批胡瑛搞阴谋，甚至把黄、宋不能于起义前到武昌，导致黎元洪当了湖北都督之责也算在胡的头上，可怜他民初做了“筹安六君子”，大节有亏，成了反面人物，无人为他辩解，此事几乎成了铁案。

　　检阅史料，细察原委，胡瑛真是冤枉。四十多年后，终于有另外两个当事人出面为胡瑛解释。

　　“在狱中同志来往，消息尚觉灵通，但对海外同盟会本部之音信，尤其孙中山先生与黄兴等状况不免隔膜，我明知上海《民立报》为海外同志之联络机关，苦于通讯有顾虑。特于五月底，派岑楼（即岑伟生）到武昌狱中见胡瑛，询问海外同志近况，岑伟生见着胡瑛，适张难先在座，饮酒画梅花，谈叙之下，以派人赴沪联络为要紧。经岑伟生函告，我极力促成。……胡瑛因我促成派人赴沪，乃写信致宋教仁，叫岑伟生到上海《民立报》面赍。宋教仁此时为《民立报》主笔，兼负国内外革命联系重责。岑伟生即到上海，适湖北军界同人，亦派杨玉如、居正二人为代表，在沪接洽。宋教仁、陈其美宴请杨、居、岑于上海四马路‘一枝香’番菜馆。陈给了少数炸弹炸药，交岑伟生带回武汉备用；岑伟生即转送武昌女子职业学校交我妻张荫兰，并将所得国内外革命情况，转告于我。八月初旬，武昌军界同志机关破露，搜捕紧急，胡瑛认为革命受挫，大为悲观，恐沪上同志仓促来鄂遇险，又写密信交岑伟生，赴沪见宋教仁，信中说湖北革命遭受打击，又举须另约期。胡瑛之所以说此，盖因武汉同志，原约定八月十五（10月6日）举事，而以机关破露，不无顿挫。沪上同志接此信颇为惊诧。……今之各种记载，皆谓胡瑛派人赴沪，止沪上同志不来鄂。盖有失实之处，我特志其详。”（梁钟汉：“我参加革命的经过”，《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P18－19）

　　信使岑伟生是这样说的：“不肖于辛亥住武昌昙华林第二中学，由汉川革命党人梁瑞堂（梁钟汉字）介绍，认识系在武昌府狱之革命党人胡瑛。胡氏虽在牢狱，而门禁松懈，革命同志经常出入，隐隐握学界重心。七月间，胡派我代表学界赴沪，会见旅沪同志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报告鄂省革命情况（宋住三茅阁桥民立报馆，陈住马霍路德福里一三四号）。陈其美于四马路一枝香番菜馆包一房间请客，有鄂省革命代表杨玉如、居正在座，杨、居两君说军界需要枪支，我说学界需要炸弹，便于作荆轲、聂政，震动一时，遂由陈交烈性炸弹一枚，给我带到武汉，备紧急之用。我回报胡瑛，胡谓革命已经成熟，已急电上海宋教仁催其来鄂主持。不料八月初旬左右，军界机关破获，风声严紧，胡氏认为革命受挫，其他同志亦多悲观，深恐宋教仁贸然前来遇险，嘱我赶速赴沪，止其勿来。我连夜赍胡密函动身，适抵沪之第三天，而武昌首义电讯传至，宋教仁又惊又喜，且叹曰：‘陈涉发难，事机逼成，凡事不能预料。’”（“岑楼致贺觉非信”，《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卷，P25）

　　细察两造之词，不难看出事情的原委：一、岑伟生第一次赴沪送信，并非出自胡瑛本意，而是受梁钟汉所请，他才给宋教仁写信，当时他并不知道杨、居赴沪之事，信中内容无非是通报湖北革命形势，可能与杨、居对宋所说有出入，引起了宋的疑心，也引起杨、居的猜疑，怀疑胡瑛在搞阴谋；二、岑伟生回武昌向胡瑛报告此行经过，胡告诉他，“革命已经成熟，已急电上海宋教仁催其来鄂主持”，此时应在八月初三之后，因为文学社、共进会联合后，八月初三才在胭脂巷机关部召开大会，商定起义计划，胡瑛刚获悉此信，就电催宋来鄂主持，此事杨玉如、居正均不知情，外人更不知道；三、八月初三突发南湖炮队暴动事件，引起官府警惕，武昌戒备森严，八月十三，雄楚楼十号（刘公、杨玉如同住于此）机关被破获，杨玉如夫人饮药自尽，侦骑四出，风声鹤唳，胡瑛闻讯，深恐宋教仁来鄂遇险，但请宋之电已经发出，情急之中，写信派岑伟生“赶速赴沪，止其勿来”，岑到沪的第三天，武昌起义（八月十九）的电讯就传到了上海（八月二十），由此可推断出岑是八月十四、十五自武昌动身赴沪的。

　　胡瑛为宋教仁的安危着想，本是善意，假使武昌起义未能发动，或者失败，论者会说胡瑛英明果敢，临危决断，武昌起义侥幸成功，即诬胡以“阴谋”阻黄、宋来鄂，如此事后诸葛之言，非史家公论也。（《辛亥逸史》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