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案引出的辛亥革命元勋故事(2)

　　为了扩大起义的影响，推动各省响应，必须发行报纸进行宣传。牟鸿勋、邢伯谦和苏成章商议，由牟鸿勋向黎元洪陈述，并合并了几家报馆的工人，创办了《中华民国公报》，牟自任经理，苏成章积极参与其事，邀请两湖学堂的老同学、老同志，连夜计划开印，于起义后的第七天，问世了《中华民国公报》第一期报纸。假借孙文之名公告，是利用孙先生的威望，算是革命党人的智谋。苏认为，这两件事的意义在于，安定人心，鼓舞士气，扩大影响，促进各省尽快响应，是枪炮所不能及的。

　　参谋部成立后，当即决定，湖北革命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设在原谘议局所在地。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通电全国。10月14日由汤化龙等拟订了《军政府暂行条例》，规定鄂军都督府仍设四部，但改为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并由汤化龙任政事部长，苏成章任副部长，总揽行政大权。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加强革命党人对军政府的领导，10月25日由孙武、刘公、张振武等提议修改了《军政府暂行条例》，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改变了集大权于都督一身的状况，决定成立由革命党人组织的军事参议会。规定除战争外，都督发布命令必须召集军事参议会议决施行。同时调整了都督府的机构设置和组成成员，取消了包揽行政大权的政事部，改设内务、外交、理财、交通、司法、编辑等6个部，后又增设教育、实业2个部，连同原有4个部，共12个部。其中，教育部长苏成章，副部长查光佛。实业部长李四光，副部长牟鸿勋。调整后的政府机构设置比较完善，也比较近代化，革命党人在政府组成成员中占有显著的优势。

　　后又成立各部总稽查部，苏成章和牟鸿勋、甘绩熙等同时担任稽查员。再后来，苏成章还担任过湖北省教育司司长和革命实录馆副馆长。据苏的女儿回忆，她亲眼见过这两个职务的委任状。民国二年(1913年)，苏成章被授予首义甲等功勋，被列为辛亥革命志士。

　　此后，黎元洪勾结袁世凯杀害革命党人，摧残革命力量的阴谋日益暴露。孙中山密函田桐、季雨霖、詹大悲等人在湖北组织改进团，重新集结革命党人，进行二次革命。苏成章参加了讨袁“改进团”，积极进行反袁活动。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就任军政府大元帅，号召恢复《约法》，拥护国会，开展护法运动。委任蔡济民为湖北省靖国军总司令，驻军利川。民国六年（1916年），苏成章回到利川，协助蔡济民，任靖国军军需处长。蔡济民被方化南、唐克明谋杀后，苏成章和董用威（即董必武）等联名向孙中山申告，并在报上发表声讨文告，呼吁伸张正义，惩办方化南、唐克明等人。苏静方小时候还亲眼看到，她父亲的一个文件夹上写着“方化南、唐克明谋杀蔡公济民证据”的字样。

　　后来，苏成章到利(川)石(柱)边境，还利用农民组织“八德会”，反土豪劣绅。不久复去武汉。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独揽党政军大权，背叛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作为“老民党”的苏成章看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被独裁的蒋介石所破灭，导致军阀混战，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已是心灰意冷。虽然“革命尚未成功”，却失去了“同志仍需努力”的信心，便决定弃政从医，由武汉移居上海，挂牌行医。于是，便有了遭特务关押的经历。苏成章经此一劫，更是意志消沉，大骂“国民政府罪恶滔天”的同时，萌生了退隐之意。

　　1929年，苏成章携全家又回到武汉，适逢友人赠送了位于豫鄂交界处鸡公山的一块山地，另有友人赠送了一笔钱。于是，在鸡公山修建了一所房屋，全家迁住在这里。苏静方回忆说，“父亲一边教书一边著书，着手编写《周易》的注释。教书自然是为了糊口；著书是要把他的思想感情埋藏在故纸堆里，使它与时事政治隔离开来，用以约束自己。”期间，苏成章还写了许多诗，女儿还能背诵其中的诗句，如“白云升足底，新月挂松间”，“庖人三间炊无米，犹自挑灯缓读书。”“幽静的环境，恬淡的心情，清苦的生活，溢于言表，这也是当时我们全家生活的真实写照。”苏静方的话里充满了对居山生活的向往，和对父亲的怀念。

　　这时的苏成章，倒真得有点隐士的风度。然而，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僻居于鸡公山长林之中的苏成章，却再一次遭到绑架。苏静方的推测虽然不无根据，却查无实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并非齐光所说的苏斐然“宦途失意”，而是看破了时局，不愿委曲求全，随波逐流。这一方面反映了苏成章思想局限性，也是当时很多像他一样的“老民党”的共同困惑，如首义硬汉牟鸿勋，最后也是选择了隐居，最后病逝于武昌，年仅40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旧式文人所特有的孤傲之气，耿介之气，的确是值得称道的。遗憾的是，苏成章隐退之后，消失在时人的视线之中，长期不为人所知。

　　奇怪的是，苏静方的回忆中，并没有提到，他的父亲信奉道教之事。也许是为尊者讳，不愿意提及吧。齐光在《鸡公山指南》中说得明白，“以神道之力，独手创建，而自成一道教活动之区”，命所居山场为灵化山，且信徒众多，弟子之中，不乏达官显贵。还对灵化山进行描述：

　　“由豫十五号循小路可往，遥望之，见有石亭一座，乃土祗神祠也，中供鄂、豫交界众土祗之神。经此更前进，有石门一座，其联云：‘归元之路入圣之门’，其顶有圆石三方，上刻篆文‘灵化山’三字。入其门回视门柱，亦有一联曰：‘天中蓬壶世外桃源’，此出苏道人之手书也。”“苏道士在此建屋三栋，朝南背北，前为园圃，种有茶树及菜蔬之属，并伺育野蜂数巢，园边为第二静室与第一静室，均在平台之下，台上为禅堂及待客室，室中供一篆文‘灵’字，绝无塑像木偶之属，亦一别开生面之庙宇也。”这些描述，无不反映出其道观特征。

　　1987年出版的姜传高编著《鸡公山志·宗教风俗》对灵化寺的也是列为道教庙宇，认为是1929年由苏斐然所建，1933年达到鼎盛。但随着苏道士的失踪，虽有其妻高氏和徒弟肖志安主持，香火日渐衰落。还介绍了苏道士在山期间，每日诵经讲道，习武练功，观星占卜。与众不同的是，他不敬神偶，只敬奉一个“灵”字，招徒的手续非常简单，只需写明入道介绍人和本人姓名，在所供奉的“灵”字前，将纸条焚化即算入道。其修道的要义就是“诚则灵”。

　　《湖北历史人物辞典》中，介绍苏成章到鸡公山创建“灵道学社”，引起我的关注。“灵道”难道是道教的派别吗？带着这个疑问，我查了有关道教的资料，结果让我很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