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注重记实详载的邬庆时(2)

　　民国二十五年(1936)刊行的《(民国)龙门县志》，可说是邬氏在方志理论研究和纂修实践的丰碑。龙门为广东辖县，明弘治九年(1496)析增城县地置龙门县。清康熙六年(1667)始创修《(康熙)龙门县志》，又于二十六年(16S7)再修，三修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由张维屏纂，邬庆时继《前志》而作。邬氏是应当龙门时县长招念慈之聘，修成之目录为:卷首有招念慈序，邬庆时《龙门县志序例》，修志姓氏、图片、沿革图．县境图、分区图、城廓图、学宫图、公路线图、电话线图、古迹照片、名胜照片、名人照片、金石照片、书画照片、特产照片。志正文共二十卷。邬氏撰《龙门县志续志序例》，仿《宝安县志例言》而有所发展。《序例》首先叙述自己的修志经历：“昔随凌孟征师修《番禺县续志》，继侍程子良师修《桂平县志》，因得略知修志之甘苦，迨修《宝安县志》，乃创为不用人不支薪之法。前年五月，承招县长召，赴龙门长教育局兼修县志，布置就绪，复回广州征集文献，并续成陈重远师所修《高要县志》，又为广州市政府主编《广州年鉴》，稿既脱，而龙门志料又适告备，于是整理前志，别择访册、调查成案，参考群书，编成县地志四卷、县民志六卷、县官志二卷、县政志四卷、县事志一卷、县文志一卷、县物志一卷、县志志一卷，都二十卷，仍题日《龙门县志》。此书大纲虽仿《宝安县志》，而纂修义例则大半以前志为依归，惟间有略为变通者”。其次例十七则。“图说列传文体也，舆地建置经政宦迹艺文品目也，职官表选举表事略，则品目而兼文体也，前志并列为大纲，似不如统称某某志，此其一；县志与国史不同，善者彰之，否则不齿而已，期志述各区风俗微嫌有所褒贬，且八十年来，未必悉如其旧，今删节之，非敢谬言笔削也，亦欲以解纠纷耳、此其二，前志列传分人物、列女、耆寿、方伎四目，但列女耆寿多无专传，名实未尽相符，今不立列传，标题并悉改为县民志之一目，此其三；近入孝寿田于前志谭瑞奇、廖金凤两传，均著有指讹，今虽仍用前志原文，以孝说未尝无见，附录于后，以此其四。妇女姓氏，前志于列女女寿则书某人某乡妻某氏，亍命妇则书某氏，某人妻，查府志列女亦书某氏某人妻．今从之，无论列女寿妇命妇，均书某氏某乡某人妻，着不知乡名则阙之，此其五；命妇与封翁，仅男女之别耳，其为封赠一也，前志列封荫于选举，而命妇则附于列女，似有未安，今将命妇一项改列封荫，此其六，明朝耆寿郑钟铭等三人，前志列于清朝姚涛之后附案语云：案耆寿无专传者，其编纂例，与节孝同，今既不以列传为标题，故按其年代提前列之，此其七，明巡检李太妻，前志以附列女，文云：巡检李太妻陈民，弘治间，太御寇死于难，陈义不受辱，即自缢，乡人立庙祀之，晴雨祷之，辄应，今以此事已详太传，且陈亦非县民，不复附载，此其八；前志以职官表为一纲，故又以宦绩列为一纲，今以县官志为一纲，则职官、宦绩各为其中之-一目，裁并为一，势宜亦也，此其九；职官一表，前志以实授为主，署理则附于其后，惟咸丰以来，谁为实授，谁为署理或代理，档案已焚，无可稽考，只得尽以入表，因是并将志附载者一并挨次列入，此其十，国之大事……前志以附建置，今别为礼制一目，而于祀孔子之礼特详，盖二千年来，我国政治之主要，实在于此，固不可以不注意也，此其十一，将官所建置岁修襁祀者，备列于前，其灵异素著，香火最盛，能为地方御灾捍患者，亦择录于后，古寺有限，仍依旧志纂入，不分载，此前志纪述坛庙之例也。今将官建者入礼制，民建者改入宗教，此十二；经史子集之分类，在今日已为治目录学者所不满，前志艺文分经史部子集部两目，固因书目无多，稍为迁就，但与其不完不备，无宁改以年代为次，且可以见其时文化之概况，此其十三；前志多为新志所掩，顾新志未必优于前志也，即使优于前志，亦须存其本来面目，俾读者知创例新编初非得已，章实斋首倡此议，于《和州志》创立前志传，今师其意，移艺文所著录旧志五条，厦前志之序目、职名，又从北平图书馆补录《杨志》之目录、姓名，别为县志。惜未获尽读原书，遍为提要耳，此其十四；抬头避讳本为当时功令，今以时势变迁，概行更正，于国朝字样亦改为清字，此其十五；前志于每卷之前，加目录一页，详载该卷纲目及主修总纂各目分纂姓名，今无分纂，不复沿用，此其十六，旧日地图未经实测，本拟从新测绘，因无经费，只得采用较新者，此其十七；最后强调必遵的修志原则：除此之外，对于前志所有，无论为文字为事实，皆有增而无减，至所增事实，一律叙至民国二十三年。惟人物一目，则依史家通例，不为生存人立传，即已故者，亦经各区人士将其行谊事迹逐一审查，公同讨论，严格论定，始行下笔，盖据报告以为纪述，必有不实不尽之虞，今之先行纂修，后付讨论，不过籍以节省采访之费用，及分纂之时间而已。然亦政事文物等志，可以勉强行之，人物为乡望所系：自当特别慎重，万不能急就成章，苟且了事。’加业自己。籍隶番禺，见闻有限，于龙门人物，谁存谁殁，尚不能辨，则何敢贸然据一面之词而为人立传也’。反复强调高书质量：“因是而成书较迟，不及宝安之速，逾预定之期几至于倍，然修志贵实不贵速，故番禺阅十四年，高要且阅十五年……而程子良师序之曰：‘以言完善，吾斯未信，至于蹉跎，幸免焉矣’。”此文是邬庆时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撰于广州市文德西路半帆楼。

　　邬庆时对方志事业的贡献，最著称的，便是在方志理论上的阐发，皆集中体现在《修志序例》里。邬氏所拟序例，注意从实际出发，适应近代修志需要，颇重实用价值主张。废兴因革，均应详为记载。”自从帝国主义强迫半殖地的旧中国，在口岸和一些城市划出的优惠外侨居留或经商的一定区域为"租界”，还通过不平等条约在我国强行取得构租借地，供其成为在一定时期使用和管理的地区。表面上看，在租界和租借期间，租借地的主权仍属于出租的中国，然而，实际上这是帝国主义国家侵占我国领土的一种形式。它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半殖地国家进行各种侵略和罪恶活动的据点．这种见解，邬庆时在修志时注意反映这一事实，增。失地。和“割让地”、“租借地”两表，对香港、九龙、新界等故地，用纪事本末体，予以详记。这一创例，为修近现代志书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宝安县志例言》就是例证。宝安，在广东省，香港原属其范围，故例言主张此志于故县地香港、九龙、新界予以记载，并拟别为“割让地”和“租借地’两表。例言主张在县事志中增加“发动”与“失地”两门，“发动，为民国之起源，首志之。次志失地，香港之给与，九龙之付与，新界之租与，两国之条约如何，当日之情形如何，皆备述之……因其为县中大事，特用纪事本末体，余事则用笔记体。”对割地之事详细记载，以示爱国之意。又认为。今日之政，或为昔日所无，昔日之政，亦有为今日所废，无论废兴因革，均应详为记载。”强调方志体例，内容应随时代变化而有所变通发展。此外；例言中还就如何考订旧志错讹，怎样具体编纂等作了阐述。然而，邬氏所纂《宝安县志》己不易见，甚为可惜。另外，邬氏还强调。人物”条目撰写自当特别慎重，万不能急就成章，苟且了事。主张“修志贵实不贵速”．这些修志见解，均为可贵，对后世修志颇有别于启迪！

　　作者简介：王桂云，男，1932年4月生，原籍文登市，现居青岛市，原任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1992年离休，高级经济师，青岛市十大藏书家，山东省十大书香人家，社区公益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