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必有斯人”——民国创建者之一黄兴(2)

　　23日傍晚，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把总指挥部设在清王朝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但是，由于改延了时间，起义的消息已经泄露。有人向黄兴提议，暂缓这次起义。但黄兴认为，日本、南洋及全国各地同志抛妻别子、辞父离母、弃学去业，不远千里而来，就为一个目标——参加这次武装起义。目前形势虽然危急，但是绝对不能因此畏缩不前，从而前功尽弃。不然，革命党人就会失信于天下，失信于从各地赶来参加武装起义的同志们。最后，黄兴以必死的决心，决定自己首先将带领一部分革命同志进攻总督衙门。

　　4月27日早晨，黄兴向他的一些南洋朋友寄出了一封准备牺牲的绝笔信：“今日当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

　　下午5时半，黄兴统率100多革命党人，直奔总督衙门。参加起义的同志，每人手臂上缠白毛巾一条，作为标记，一手拿枪，一手拿刀，炸弹都装满口袋，有的人脖子上还挂着一筐子炸弹，在军号的催促声中，个个奋勇跑步前进。革命党人很快占领了总督衙门，衙门里为数不多的卫队抵抗不支也弃枪投降。黄兴下令搜拿总督张鸣岐，才发现狡猾的张鸣岐早已跑得无影无踪。黄兴刚带队走出总督衙门，大量的清军已经赶来，对革命党人进行包围夹击。黄兴及其部下英勇抗击。经过一场激烈的交火，黄兴手下很多同志中弹牺牲，他自己右手也被子弹打断两指，他就用左手继续还击。敌人越来越多，且有渐近合围之势，黄兴下令部队分三路突围。他自带一队奋勇冲杀，且战且走，队伍分散，到最后身边已无一人。他避进一家小店，换了衣服，逃到一位女同志徐宗汉的家，由她护送，暂往香港。

　　1905年到1910年4月，短短的5年时间里，同盟会就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在海外负责为起义募捐筹款，黄兴则亲临指挥了其中5次，身先士卒，虽九死一生，却屡败屡战。于是，史家如此评价：“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武装推翻清朝的军事斗争。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是孙中山，具体的领导和发动工作则主要是黄兴担任。”

　　黄兴之坚

　　黄兴这种屡败屡战的毅力来自他坚定的信念——“只有革命，才有挽救（中国）危亡的希望。”

　　1902年初夏，黄兴提前一年毕业于两湖书院，被张之洞选派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此时的黄兴，目标还是“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

　　一件事让他坚定地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原来，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沙俄出兵占领了整个东北。战争结束后，按照协议，沙俄应该很快撤军。但是，沙俄却拖延撤军日期，妄图长期霸占东北。到了1903年4月，原来按协议撤兵的第二期也到了，沙俄仍然拒绝撤兵。这个消息传来，中国的留学生们愤愤不平，认为这是列强们瓜分中国的开始。黄兴听到这一消息，突感胸口一阵揪痛，一口鲜血喷涌而出，身旁同学大吃一惊，连忙把他送往医院。黄兴在病床上躺了10多天，经医生的治疗才逐渐康复。他长叹着说：“中国的前景不妙呵！已危险到了极点！只有革命，才有挽救危亡的希望。”

　　黄兴认识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之所以不断遭受西方列强和沙俄、日本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主要原因就是清政府太腐败所致，这个政府对外每仗必败，每败必割地赔款，到最后干脆走投降主义路线，唯外国列强之命是从，慈禧太后还居然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样谄媚和无耻的话来。而这个政府，对内则又十分凶残，人民稍有反抗压迫之举，它就进行残酷的镇压，杀人如草。因此，黄兴认为，要与外国列强抗衡，首先要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要使自己的国家强大，首先得推翻清朝这个腐败政府。

　　黄兴干革命的第一步是从卖掉自家36亩的庄园开始的。长沙县黄家本来富甲一方，然而，传承了数代的黄家偌大产业在黄兴的手里画上了句号。黄兴用这笔经费与章士钊、宋教仁、周震鳞等20多人，共同创立了中国国内第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

　　黄兴投身反清革命是一种自觉，是一种信仰，因此他愈挫愈坚、百折不挠。

　　黄兴之德

　　有三件事，无论是当时革命党人，还是后人，或者是史家，都为黄兴不计个人名誉、顾全大局之德所折服。

　　第一件事，“成事不必在我”，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

　　有史家评论：“黄兴之德，在于甘当历史的配角。”本来，黄兴在革命活动中奠定了自己的领袖地位。1905年，他和孙中山合作，创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从此共同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在同盟会成立会上，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于是，孙中山顺利地当选为总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黄兴认准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革命意志的坚定性。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黄兴素以“成事不必在我”的信念，坚定地拒绝名利的诱惑，其大公无私和忍让顾全的态度，赢得了多数同盟会元老乃至于后世的敬重。特别是在1907年4月东京发生的那次“倒孙”风潮中，有些人主张以黄代孙任总理。黄兴闻讯后表示坚决维护孙中山的威信，拒绝出任同盟会总理，使得风潮很快平息。

　　第二件事，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名誉。

　　1911年10月28日，当汉口战事趋于恶化，形势对起义军极为不利之时，黄兴、宋教仁等由上海乘船赶到武汉。由于黄兴具有很高的革命威望，他的到来使起义军队士气大振。黄兴到汉口后，坐镇指挥战斗四天四夜，但是由于起义军中新兵太多，且不好指挥，战事节节失利。于是，统一指挥就成了起义军队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此时，革命党人蒋翊武、宋教仁等主张黄兴任两湖大都督或称“南方民军”总司令，位于黎元洪之上；而首义领导人，如吴兆麟、孙武等反对，主张仍归黎元洪统率；黎元洪及身边那班从龙之士，更是不愿意一个“外来户”居于自己之上，也为黎元洪出主意保地位。宋教仁以大局为重，对双方进行调解，决议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其职位由黎元洪授予。黄兴一直不重权位，也就接受了这个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