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楚从政有声 辛亥革命递名片取巨款

　　向楚（1877-1961）字先乔，一作仙樵，号觙公，巴县人。19岁入东川书院，师从赵熙治学，与同学周善培、江庸并称 “赵门三杰”。辛亥革命后任蜀军政府秘书院院长、四川军政府秘书厅长、四川省政务厅长、代省长、教育厅长等要职。1931年后任国立四川大学教授、国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被推为国立四川大学代理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大学教授、川西文教厅文物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文史馆副馆长，曾当选为四川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所编纂《巴县志》为全国名志，有音韵学、文字学著述多种及《空石居诗存》一卷传世。

　　与大儒赵熙的师生缘

　　1877年，向楚出生在重庆巴县的一个商人家庭，家境殷实。向楚幼年时即聪颖好学，19岁考入县学东川书院，在这里，他遇到了大学者赵熙（字尧生），当时赵熙任荣县县长，兼任东川书院山长。赵熙学识渊博，“诗名满人间”，其书法时称“荣县赵字”，杂糅碑帖之风，浑然自成一家。赵熙还是民国时期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之一，是一个对地方政治文化有影响力的人物。成都市民所熟知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其中碑体一面的字体就是赵熙的书法遗迹，现在此碑仍巍然耸立于成都人民公园的西北角，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向楚为人敦厚聪敏，“于师赵熙跟之最久，随之最近，关心最多，故也为赵熙所最喜爱。”他师从赵熙学习“诗古文辞”，手抄口诵，遍读群经，深得赵熙赏识，与同学周善培、江庸一同被称为“赵门三杰”，美名流传至今。

　　1899年，赵熙以翰林院编修入京供职，向楚也随恩师到北京受学。1901年，泸州创办经纬学堂，倡办新学，延聘赵熙任监督（即校长），向楚也随同前往担任教习（即教员），在他们教过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的知名人士，如吴玉章、黄复生、谢持、曹笃、陶闿等，均对民主革命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成为一代风云人物。

　　1902年，向楚乡试中举，这原本是值得读书人欢天喜地的好事，但当时正值乱世，清政府卖国求和，签订了辛丑条约，而皇亲贵族仍然骄奢淫逸，挥金如土，哪管民穷财尽，面对这样腐败无能的政府，向楚的内心痛苦不堪，而乡人仍以向楚中举为荣，纷纷前来道喜，向楚漠然地说：“国将不国，我得一举人，何足为荣！”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此后，向楚曾多次进京，后来还在清廷任内阁中书，自称做过“七品小京官”。当时老师赵熙也在京城，其间与同乡人刘光第、杨锐交游甚密，“时人目为新党”。而后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赵熙“忧时怀友”，“诗多书愤”。毫无疑问，向楚在学问和思想上都深受赵熙的影响，深感徒言“变法”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他在苦闷中阅读了各种野史和《国粹学报》等反清书报，在思想上与民主革命思潮产生了共鸣，可以说，向楚在京的宦游生涯为他后来走向革命之路打下了思想基础。

　　向楚与赵熙的师生之情日久弥珍，晚年赵熙隐居家乡荣县，“布衣粗食,与老农为友”，以讲学为生，向楚与恩师仍然时相唱和，发出“世路饱经为客久，师门老觉负恩多”的无限感慨。当赵熙81岁寿辰时，71岁的向楚写诗贺寿：“天为吾徒留此老，儒林文苑鲁林光”，花甲之年的弟子对老师的教诲之恩与爱戴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体现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典师生关系的美好情怀。

　　书生毕竟是英雄

　　向楚的革命生涯，与同邑好友杨庶堪（字沧白）关系密切，杨庶堪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是首批入盟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又是重庆同盟会支部的负责人。向楚与杨庶堪同为巴县人，据《空石居诗存》记载：“杨沧白与仙乔素交好，1906至1907年间，同任教永宁中学，杨教英文，先生教国文，藉教书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员。”据向楚自述，他参加同盟会是1906年，“得杨庶堪的劝说为多”，他虽然对民主革命的认识还处于启蒙阶段，但基于对密友杨庶堪的信任，认为“他尚不怕，我又何所畏惧。”当年，老师赵熙曾讥讽向楚“趋时”，对向楚的“激进”颇有微词，向楚对此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欧风美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异族入侵，他们有文化，有企图，有“灭人之国”的危险，所以“不得不攘臂奋发，一争生存”。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1906年，同盟会在重庆成立支部，杨庶堪被公推为负责人。这一时期，向楚与杨庶堪在川南永宁中学任教，携手致力于民主革命，把教育界人士和学生作为革命的发展对象，学生中如张颐、杨伯谦、陶子琛、叶麟、曾缄等，皆先后加入同盟会，他们的共同努力，“使永宁成为川南革命之大本营。”1909年，杨庶堪任重庆府中学监督，向楚也随同到该校任教监（即教务长）。1910年，同盟会重庆支部机关就设在重庆府中学校园内，杨庶堪负责全面工作，张培爵负责运输武器，向楚与陶闿负责文字宣传…… 此学堂成了四川同盟会组织武装起义的指挥部，他们积极配合广州起义进行秘密活动，并为四川保路运动出谋划策，全力推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