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的汪精卫

　　汪精卫后半生劣迹尽人皆知，早年谋刺摄政王事迹，也喧腾众口。辛亥前后，他奔走南北，为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尽力，功成身退，有微功足录，不可埋没焉。

　　神京侠侣

　　同盟会在1908年以前多次起义均遭失败，内部竟因此发生分裂，外部压力也陡然增加，梁启超至讥讽孙中山等人为“远距离的革命派”。汪精卫愤不可忍，写信给孙中山：“盖此时团体溃裂已甚，维持之法，非口舌所能弥缝，非手段所可挽回，要在吾辈为事实上之进行。”（《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为洗刷屈辱，提振士气，汪氏毅然与陈璧君、喻培伦等人北上实行暗杀。北上之前有一小插曲：有人跟陈璧君开玩笑，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将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当即拿出护照，撕个粉碎。暗中拿着外国护照作护符，自居中国公民以欺世盗名者，如今大有人在，其人品比之陈璧君这个“大汉奸”，又当如何？

　　汪氏一行到京，几经选择，决定用暗埋炸弹方式刺杀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此举大大提高了孙文一派的声望，成败的界限，不可用狭隘眼光来衡量。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出于多种考虑，对汪氏颇为优待。入狱之后，无书可读，惟有写诗排遣。“慷慨歌燕市”虽豪气干云，实不足囊括其才情。《狱檐偶见新绿口占》一绝，情融于景，天然脱俗，非刻意作诗者可比。诗云：“初日枝头露尚涵，春光如酒亦醰醰。青山绿水知何似？愁绝风前郑所南。”汪氏自比南宋遗民郑所南，其诗即“心史”也。

　　汪氏狱中见闻，可让人对清廷腐败有具体而微的认识。李鸿章亲信龚照玙，在甲午战争中因临阵脱逃入狱。据狱卒对汪精卫所述，龚氏以万金贿赂狱中上下，在狱中不改其奢华享受。小妾8人，轮流到狱中“侍寝”，稍不如意，即加以种种鞭挞。狱卒每每听到妇人哭声，奔走相告：“龚大人生气，打姨太太了。”（《南社诗话两种》）前几年曾有某“首富”在狱中办公的新闻，只是往事再现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

　　陈璧君在汪氏入狱后回南洋筹款，不久又回到北京设法营救。为免暴露，陈璧君托京师大学堂学生张竞生冒充汪氏表弟探监，使汪、陈得以互通尺素。张竞生在广州读书时，是革命领袖赵声的学生，参与过同盟会活动。汪氏为陈璧君真情感动，答应若能出狱，即结为夫妇。孙中山知悉营救行动之后，认为感情可以理解，但营救其实是“无益之事”，认为“再起革命军，即所以救精卫也。”

　　联袁倒清

　　不出孙中山所料，武昌起义第一个受益者是系狱18个月的汪精卫。11月6日，清廷为缓和局势，宣布释放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三位刺客，“均著开释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委”。但汪氏此时深感重任在肩，无意回广州，留在北京积极活动。11月9日，清廷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到京，即会见汪精卫，次日让杨度与汪组织“国事共济会”，发表意见书，主张南北即日停止战争，举行临时国民会议，解决国事，协议君主、民主政体问题。汪多次与袁世凯密谈，许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共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此时汪精卫采取的是“联袁倒清”的策略，与黄兴、黎元洪的态度高度一致，而孙中山回国途中在伦敦也发电报表明此意。一些早期的研究认为汪氏背叛革命，对袁世凯屈膝，不了解这是当时革命党领导层的共同决策。辛亥年的汉人精英，无论立宪派、革命派还是骑墙派，对袁世凯的才能均普遍认可；辛亥革命一击功成，也得益于“排满”口号；若汉人当政而能平息战事，多数人皆乐观其成。

　　汪精卫在与袁世凯接洽妥当后即赴天津，12月1日在租界召开革命党人会议，成立同盟会京津分会，汪任会长，留法回国的李石曾任副会长。12月7日致电广州军政府，辞任广东都督一职，一心一意致力“倒清”活动。12月9日，黄兴致电汪精卫，希望袁世凯“能顾全大局，与军民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局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职，断推举项城无疑。”

　　在推举袁世凯的同时，汪氏利用北方同盟会组织，紧密配合袁世凯作舆论宣传，并实施有针对性的暗杀行动，攻破了保皇势力最后的心理防线。彭家珍炸死良弼一役，即是汪精卫、李石曾所策划，也是同盟会“联袁倒清”策略的重要一环。表面上，这个行动有利于袁世凯，但对此时陷入财政困境的南方临时政府来说，清室顺利退位、袁氏接任大总统，未始不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斡旋南北

　　将北方工作安排妥当，汪氏随即南下，担任南方议和参赞。南北和谈中比较有趣的是，袁世凯对北方总代表唐绍仪并不信任，而孙中山对南方总代表伍廷芳也不敢完全放心。伍廷芳是孙中山回国前由反正的各省公推的，也得到列强的认可。他长期在清廷供职，此前与同盟会并无渊源。但理论上总代表一言九鼎，若在和谈中越出同盟会的轨道，贻害无穷。孙中山的策略，是用汪精卫、王宠惠这两个自己信得过的人物作议和参赞，掌控和谈进程，汪实际上成为代表团的“党组书记”；汪精卫用张竞生担任南方代表团的专任秘书，也有此层考虑在内。政治活动必然有亲疏内外的界限，何况处此非常时期。正如袁世凯信任北洋诸将及杨士琦、梁士诒一样，孙中山不但在和谈过程中，而且在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时，重用自己信得过的干部，虽被人讥为“狭隘”，却是政治领袖无法避开的现实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