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隐君子”宋耀如(4)

　　从3月22日的日本外务省档案里，开始出现宋庆龄的名字。每天，宋庆龄由父亲或姐姐陪同，从横滨往东京为孙中山工作。那时，宋耀如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孙中山为党筹集革命经费，宋庆龄则负责密电码保管和外事复信。当时，中华革命党人在东南亚发行的报刊刊载中华革命党首领揭露袁世凯迫害国民党的种种罪行。美国政府应袁政府要求，禁止这些报刊在美发行，并拘禁记者。此案辩护律师要求驻日大使馆调查。为回答美大使馆的询问，孙中山准备书面材料，揭露袁世凯的罪状。宋耀如与宋庆龄一起，参与了书面材料的起草工作，同时一起工作的还有廖仲恺。

　　然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愈挫愈奋的孙中山在艰难困顿中重新聚集革命队伍，重振旗鼓。

　　根据日本外务省收藏的外务省档案《有关各国内政之杂纂（中国部）———包括流亡者在内的中国革命问题》这一部书中，外务省的密探详细记录了孙中山当时在日的活动。其中宋耀如、宋蔼龄以及宋庆龄的来往记录也十分详细。这样就保留了宋耀如在日逃亡活动时的详细印记。孙中山1913年8月9日抵神户后至15日，“除宋嘉树及其女儿和胡汉民访问外，未与其他中国人会见。”8月18日，孙中山移居东京后，即加紧着手武装反袁的“三次革命”的组织与发动。他一面继续关注指导国内的反袁武装斗争，一面设法与“二次革命”失败后陆续走避日本的同志联系，并联络日本朝野人士，争取他们的支持。在日本政府的严密监视下，宋嘉树和他的长女宋蔼龄成了他联络同志的最重要助手。1913年8月29日，在美国留学毕业的宋庆龄应父亲宋耀如之召抵达日本横滨。据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记载，从9月16号至当月28号，宋氏父女三人赴孙中山处工作十数次以上。这段时间正是孙中山紧锣密鼓地为筹组中华革命党策划发动“三次革命”，与陆续到达日本的同志如黄兴、胡汉民、廖仲恺、李烈钧、柏文蔚、戴季陶等反复密商，并广为联络日本各界朋友，争取支持的时候。他在日本密探的监视下，几乎每天都在住所频繁会见同志及日本朋友；有时也往访日本重要的朝野人士。宋耀如同时还负担另一项重要任务：“他那时的任务是为党筹集革命经费。”

　　1913年9月27号，筹组中的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吸收了第一批5名党员，孙中山亲自主持了入党盟誓。是年10月，在东京和上海，又分别吸收了第二批党员，12月在东京、上海、大连等地，再吸收了一批新党员……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在扩大中，孙中山透过“二次革命”的失败看到新的希望。在孙中山的策动与督导下，武装反袁斗争陆续在国内各地开展。

　　“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在国内，袁世凯加紧了帝制自为的步伐；在日本，孙中山处境维艰———先是日本政府受到袁氏政权的压力而拒绝他登岸停留，以后权衡了各方利弊，对已抵达日本的孙中山及他的同志在“严加监督，以免使日本成为邻国动乱之策源地”的前提下，同意他们暂时留居。更大的问题在于革命队伍的本身———原本因如何解决“宋案”而意见尖锐分歧的革命党人此时队伍更加涣散，部分人因气馁而离开了革命队伍。孙中山曾沉痛地描述当时的困境：“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政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相互诟谇，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之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孙中山在艰难困顿中重新聚集力量，他着手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图进行“三次革命”。但终因这个新党带有浓厚的会党色彩而不能团聚广大战友，甚至连一些长期与他并肩英勇奋斗的同志如黄兴等，也因不同意入党时要宣誓效忠党魁的形式而离去，孙中山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

　　筹款、联络及文书工作是大量的。在组织反袁的“三次革命”中，孙中山已离不开宋氏父女的帮助了。1914年1月，宋庆龄陪伴母亲回上海治病。这时，宋蔼龄因准备与孔祥熙结婚已不能全力承担孙中山的秘书工作，而宋耀如因肝肾病的加重也不堪工作的重负，不得已，宋耀如电召宋庆龄回东京协助并逐步接替姐姐的工作。自3月中旬返回东京后，宋庆龄几乎每天随姐姐赴孙中山处工作。9月，宋蔼龄结婚后，宋庆龄正式接替蔼龄成为孙中山的秘书。自此，住在横滨的宋庆龄“每天去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孙中山住地）工作，经常由我父亲陪去”。宋庆龄的任务是“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复信工作。”当时，“许多从中国各省来的同志们在这里与孙先生共商革命大计，准备在国内再举行一次起义。”经费的募集是十分紧迫而艰巨的任务。而宋耀如那时所负责的，正如辛亥革命时期一样，“帮助孙中山为党筹集革命经费。”他所承担的，是为革命提供保障的重担。

　　1914年5月底，孙中山发出第一次《讨袁宣言》———《讨袁檄文》和《讨袁告示》。6月，中华革命党进入组织建立的实质性阶段。15日下午，孙中山与陈其美等讨论成立党本部、干部选举以及召开党员大会等问题，宋耀如父女也参加了讨论；7月8日下午，孙中山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并就任总理。由此，重新形成捍卫共和的队伍和阵线。

　　是年9月，由于中华革命党人在东南亚的报纸上发表了揭露袁世凯罪行的文章，美国政府应袁氏要求，禁止上述报纸在美国发行并拘禁记者。此案的辩护律师要求美国驻日大使调查事实真相。为答复美驻日大使的询问，孙中山撰文逐项条举袁氏的罪状及其迫害国民党的毒辣手段。廖仲恺、宋耀如、宋庆龄参加了文件的起草。据记载，9月24日“下午1时40分，孙中山给横滨市山手町59号的宋嘉树发一电文。2时35分，宋嘉树（携同宋庆龄）至孙中山处，参与起草条举袁世凯罪状的材料，5时离去。除他们三人外，廖仲恺也参加了起草。”；9月26日“上午9时，宋嘉树与宋庆龄从横滨至东京孙中山处，起草材料，下午5时30分离去。”；9月28日，“上午9时18分，宋嘉树（携宋庆龄）从横滨至东京孙中山处，和孙面谈，起草材料。宋嘉树下午4时10分离去，5时20分再访。5时30分二人离去。”又，当日“上午，波多野春房带着打字机来访，从孙处取英文稿，打印50余张。孙令廖仲恺校对原稿。”当晚，孙中山携陈其美、廖仲恺、等前往美国驻日大使馆，但因大使和参赞不在而返，次日和10月1日、3日，孙中山再携陈其美、胡汉民、廖仲恺、居正、谢持、田桐等几次赴美国大使馆，并得与大使及参赞面谈。

　　是年秋，孙中山发布《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历数袁氏罪行，号召革命党人和民众武装讨袁，恢复真正的、民主的中华民国。从主要内容看，《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与条举袁世凯的材料无异。而《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是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革命党文献《革命方略》的重要文件之一。因而，完全有理由认为，在中华革命党的组建过程中，宋耀如除担负筹款、联络等工作外，还参与了宣传和文件起草工作。由此可见在孙中山组织武装讨袁捍卫共和的斗争中，宋耀如是坚定的支持者，参与者，是为捍卫祖国新生的共和制度忘我奋斗的战士。在这段时间里，宋耀如带着宋庆龄为孙中山革命事业操劳，已经积劳成疾，身体病痛加剧。倪珪贞也因病回上海治疗，宋庆龄陪母亲回上海治病。不久，宋耀如因肝、肾的疾病已经非常严重，有时甚至不能下蹲或久坐了。而那时候，他从日本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