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江籍辛亥志士胡秉柯(4)

　　胡秉柯四项主张，被记者石华称为利国福民之党略。笔者知识有限，对西方议会政治不熟悉，因此没有办法对胡秉柯的“党略”作很深刻的分析，只能根据民国初期的历史进行简略说明。第一条改组内阁制度，是针对临时政府期间，内阁总理频繁更迭，给政治带来不利影响而言。临时政府自唐绍仪开始，半年内总理三易其人，责任内阁始终无法建立。内阁政治只有在一个国家形成比较稳定的政党竞争机制时，方能走上正轨。而以民初中国的政党发展状况来看，一方面国人大多不知道什么是政党，另一方面知识阶层各种各样的社团和政党如风起云涌，无数小党林立。待国会内初步形成以同盟会会员为主体的中国国民党和以立宪派人士为主体的进步党两大政党对立的局面，那种原子式的政党格局才开始改观。但即便如此，中国的政党政治仍然很不成熟，党派内部矛盾重重，缺乏共同的政治信仰；外部则没有对其他党派的宽容精神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政党制度下，责任内阁制是不可能正常运作的。内阁制度所需要的观念和理念在中国几乎都不存在。因而，胡秉柯寄希望于固定内阁制度，和其他相信内阁制度的革命党人一样，照搬了西方政治模式。但是，他已经看到了责任内阁的弊端，所以希望采取固定任期制的方法，来避免内阁的不稳定，从而以此避免总统专权的机会。第二条，取消临时字样，宣布中华民国为正式国家。记者对胡秉柯的思想没有作分析，胡秉柯自己也没有加以解释，笔者只能猜测，袁世凯作为临时大总统，国体还没有固定，内阁阁员像走马灯，临时字样总是悬在心中，给人一种共和政体不稳定的感觉，说不定哪天临时民国就变成了专制政体，大总统就变成了皇帝。胡秉柯在唐绍仪内阁被逼垮台陆征祥内阁上任的时候，袁世凯任意安插阁员的时候，就已经认定袁世凯有“帝制自为”的趋势，但是又没有哪方面的政治力量可以制衡袁世凯对共和政体的破坏，所以他希望以正式的国家名称来固定共和政体。第三条和第四条可以合说，因为临时政府成立后，所公布的一些法律法规，带有明显的“因人设法”的内容，违背了宪政的真正精神。袁世凯根据需要请法律专家制定符合他自己思想的法律，而法律形成后，想要改变则很难，因此为了避免因人设法的弊端，胡秉柯主张，国会先定宪法，再根据宪法选举正式总统。以免正式总统选举出来后，总统干预宪法的制定，使宪法成为总统的法律，成为专制者的法律。

　　事实上，在当时复杂的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势力从未真正依靠宪法取得力量均势和制衡，传统的政治权威仍然维持着政治的运转，宪法在政治倾轧中成为一纸空文。急剧的社会变革取消了旧有的政治制度，而新引入的制度又因为缺乏支持性条件无法真正建立并有效运作。因此，一旦面临动荡的局势，就出现了费正清所说的，西式的民主制度马上证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软弱，难以负担革命派托付的重任，以至于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颠覆它。

　　记者石华说，胡秉柯提出这四项政策后，奔走于北京、武汉、南京、上海之间，希望能够得到袁世凯、黎元洪、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支持，但是似乎没有获得更多的支持。而胡秉柯，作为法学博士，没有被纳入宪法起草委员会，因而没有进一步实现自己理想的良好平台。事实上，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议员也与袁世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致二次革命开始时，袁世凯首先拿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刀，甚至有议员为此被杀害。这些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维护共和政体付出了血的代价。 

　　四、参与和领导湖北地区的“二次革命”，遭到袁世凯通缉

　　一方面，胡秉柯以合法身份与袁世凯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胡秉柯始终保持和湖北革命党人的紧密联系，积极参加湖北革命党人的反袁倒黎活动。宋教仁事件幕后主使公布后，胡秉柯义愤填膺，离开北京到武昌，和詹大悲、王宪章、季雨霖、王华国、熊秉坤、潘康时、宁调元、熊樾山等响应孙中山武力讨袁的号召，开始进行准备。1913年夏，正当湖北革命党人准备起兵的时候，6月23日从江西解往北京的革命党人文仲达在火车上变节招供，供出宁调元等人的机关在汉口《民国日报》馆。24日，黎元洪命令军警会同法租借巡捕查封《民国日报》馆和国民党汉口交通部，搜获文电布告多件，电文内有“宣布袁罪，迫告湖北成立，组织讨袁军，请各省协应”等语，并捕去季雨霖的参谋侯吉三等3人，审讯完毕立即处斩，还逮捕了报馆编辑。26日，汉口大智门百余人被包围，自团副以下到伙夫全部被处死，无一生还。詹大悲、蒋翊武、杨王鹏等逃走。这次武装起义还没有开始就流产了。

　　黎还电请北京外交部照会汉口领事团，将匿居租界之革命党人引渡归案，英领事首先同意，并派巡捕共同查缉。于是，黎元洪又派人搜查《震旦民报》馆，蔡寄鸥等闻风出逃，《震旦民报》即被封查。宁调元在法租界富贵馆被抓后引渡，据潘康时回忆，胡秉柯也被法租界引渡。因此，胡忠民在《伯兄质斋先生行谊记略》中所言胡秉柯于宋案发生后在汉口被捕，可能是指这次革命行动。胡秉柯以华侨身份，得到汉口各领事的保护，加上证据不足，胡秉柯既是参议员又是国民党鄂支部负责人，各领事联合迫使黎元洪释放胡秉柯。这时候二次革命开始，国民党与袁世凯关系破裂，胡秉柯援引欧洲政治示例，痛陈国家安危，请袁世凯辞职以谢天下。然后，胡秉柯离开武昌，到沪宁去参加二次革命。

　　胡秉柯等人是国会中最早响应孙中山反袁号召的国民党议员。二次革命爆发，国会中的国民党人应该无条件支持本党的一切活动，而且国民党人在国会中占有一定的优势，武装起义后，国民党理应把国会这面政治旗帜抓在自己手里，利用国会撤销对袁世凯的支持，无疑是政治上对袁世凯的一个沉重打击。为此，在上海的参议员议长张继在南京宣布独立后发布宣言，严厉谴责袁世凯对议会的蹂躏，号召全体议员迁出北京，择地开议，南方国民党的报纸也纷纷呼吁国会南迁，但是，一些政治眼光极为短浅的议员们，除少数人南下奔赴各地参加革命外，多数议员（包括国民党议员中的多数人）依然端坐议场，静观事变。他们对国会议员的区区政治权利留恋不舍，听凭袁世凯翻云覆雨来操纵他们的命运。国会议员不能南下建立一个与袁世凯对抗的国会，而革命党人也没有建立起新的政治中枢和最高的军事指挥机构，孙中山也没有公开站出来组织和指挥二次革命，胡秉柯坚决主张树立一个与北方袁世凯相对立的南方中央政府，正其位而号召人心，以免袁世凯挟持中央以号令全国，但是胡秉柯的建议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革命党人不仅没有打出中央政府的旗号，没有打出孙中山的旗号，反而找出一个早已失去实力的岑春煊（前清官员，曾经与袁世凯齐名而又不和）来扩大自己的力量，推举他为大元帅，可见这是一场缺乏英勇气概的革命，连一个革命的中央政权也没有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