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老人黄元秀(3)

　　在翻阅辛亥革命的文史资料时，还可以看到黄元秀先生亲手写下许多纪念文章和史料：《西湖白云庵与辛亥革命之关系》、《孙中山先生与革命运动》、《同盟会》、《袁氏专政、军阀夺权与张勋复辟》等，文章言简意赅，洋洋洒洒，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十分珍贵有历史文献。

　　1961年10月10日，在浙江省人民政府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时，浙江省省长江华向黄元秀先生颁发了“辛亥革命老人”的证书。

　　黄元秀先生对书法、武术、实业和佛教都有所研究和成就。先生的书法悬笔挥毫洋洋洒洒，在杭州灵隐天王殿前，可以看到黄老先生遒劲有力的大字：“灵鹫飞来”。在西湖保塔下，刻着他的墨宝：“南无大日如来” 。在浙江普陀山、厦门南普陀山、在严州钓鱼台、在峨眉山顶等地留下了先生的名句墨宝，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先生为强国倡导武术，创建国术馆，极力推广中华武术，以洗东亚病夫之耻而免列强鲸吞噬之野心。他的武当对剑还是杨氏太极权，都得真传，学自名家之手。在接触众多国术名家的过程中，先生兼收并蓄，分别向杨澄甫、杨少侯学习杨式大架太极拳、杨式小架太极拳，向剑仙李景林学习武当对手剑，舞剑打拳潇洒自如习习生风。在杭州如今还留有不少先生的亲传弟子，杭州王祥根先生、戴培粟老师等都从黄元秀先生学拳。先生又竭力倡导建立浙江省国术馆，先生担任董事一职。并着手从事武术文献的编撰工作。期间陆续出版了《武当剑法大要》、《太极要义》《武术丛谈 》《杨家太极拳各艺要义 》等书。为武术界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军阀混战，前途暗淡，黄元秀先生尝试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他首先投资大有利电灯公司，接着又投资纬成丝厂，建造从杭州到富阳的杭富公路，兴办了杭富汽车公司。在钱塘江畔九溪之旁的山上，先生购买了荒山百余亩，令三子（三子黄正淳学农兽医专业毕业，省直九支部党员），取名云农农场。农场广植水蜜桃、茶叶、草莓等。山上有珍贵的黄山松、雪松、雪山柏、红冬青等，这些奇珍异葩，使游客留连忘返。

　　先生以居士身份，热中于佛教。他在杭州，乃至全国佛教界，都享有盛誉。一九四七年黄元秀担任中国佛学会杭州分会理事长。创办了杭州佛教图书馆，并担任馆长，曾收藏佛教经典五千余部，三万余册，并在西湖区香山精舍设佛教图书流通处，致力与佛法的弘扬。先生曾默默地整理了五十二本密宗法本，寄给在台湾的刘锐之先生，由他收藏。部分法本捐献浙江、杭州图书馆古籍部保存了下来。

　　先生喜结交名人侠客，结交挚友。家居“放庐”是文化、军事、武术、佛教各界名流聚会交流之所：杜心五、刘百川等亦曾在此交流武术，义结金兰。张大千、吴昌硕、唐云、黄宾虹、马一浮、徐映璞、张宗祥均等为常客，结为挚友。交往活佛大师，虔诚向佛。

　　先生乐善好施，常接济贫民。记得黄元秀先生任北伐军总司令少将参议，在天津公务时，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找到了他下塌旅馆，见了黄先生长跪不起。姑娘双眼满是泪水：“我是烟花巷女子，……为了生计带母亲在天津，……我已好久无钱……无粮了……。”元秀先生对姑娘说“……你还这么年轻呀……我给你些钱吧，快买两张车票带你母亲回杭州老家去，日子总会好些的。”又说：“为人一生，就要活得象个人，正正经经地做人，快找个人出嫁吧，安安份份去过日子。”说完拿钱给了姑娘。姑娘接过钱千恩万谢，后带母亲回了杭州。

　　黄先生抗战退役后，一直靠儿子媳妇的工资生活，他手头常常没什么钱。他的长褂破了，媳妇给他钱让他去做衣服，他却拿去接济别人，或者用以放生。有时实在需要用钱，他将过去自已买来的花瓶等物品卖出去，换点钱来用。对于一心礼佛，一心普渡众生的黄元秀先生来说，生活上他的要求已经十分低，长衫补了又补，洗了又洗，但是补丁补得整整齐齐，衣服穿得干干净净。

　　1954年，黄先生得知虚云老和尚建云居山道场遇到经费不足等困难，于是除自已慷慨出资外，还立即在杭州等地通过亲朋好友积极筹集净资善款，然后托人带到江西云居山。

　　在公园教拳、教剑，皆义务传授。从不收分文，遇到困难者，他定尽绵薄之力。文革期间，一些年青人要上山下乡，黄先生买了不少季德胜的治蛇伤的药、防蚊药水、防暑药品、柴药水、碘酒、红药水；将保健药品，送给知青。还买了不少笔记本，嘱咐他们：“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勤笔勉思。”叮嘱他们多动笔，多写日记，办事好作记录，便于总结经验。

　　六十五岁的黄先生感到人生必须进入认真总结的阶段。他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如下文章，其中特别谈到了善与恶、因与果的关系：“我数十年来饱经忧患，历尽沧桑，兹将我耳闻目睹，亲身所验之原理，笔述于此，以示吾家子孙，虽然时代不同，环境变异，但事变而理不变，有可测夺者。有不可测夺者，勿以吾言迂腐，老生常谈而忽之。

　　人生在世皆愿安乐，名成利就，福寿双全，但观古今多少雄才大略，贤能智士，皆不能如愿。或且背道而驰，其所以如此者不知因果之理，即古代释家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深信积善者昌，积不善者殃。古人说勿谓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可为。善虽小日积月累，便是大善，恶虽小年久月深即成大恶。故日常起居，对人接物，处处存人我两利之心，事事有公益之念，不可专打损人利己算盘。若以为机会已到，或者混水摸鱼，或者借势凌人，虽然得到目前之利。或者趁快一时，而他日业报之来，所损失者更甚于此。其作善作恶之道，即在平日存心、说话、行事三者，报之迟速，有在一时者，有在数年者，有在数代者。大之国事，小之个人，如影随形，丝毫不异也，总之，为公，为国家，为社会谋福利，即是善事。

　　余深知人世间所有作为，无论个人之思想，言语动作，无论对已对人，无论有形无形，无论已往现在，无论为善为恶，无论非善非恶（痴愚行为），一切的一切，在空间与非空间，皆有痕迹，皆有印象，此痕迹印象，皆要发生作用。科学上谓能力不灭，宗教家说因果不灭，道德家说天理循环，其反映作用之来，仅迟速与远近不同，其大小毫无差异。故古人所以先从慎独起，在无人知，无人见，在陋室，在黎明，须有存敬、存诚之戒也。”

　　先生1884年农历11月29出生，1964年农历2月19日圆寂，享年八十一岁。他既是辛亥革命元老、坚定的爱国志士，又是近现代著名的书法家、武术家、实业家和佛教居士。他的言行展现了他崇高、坎坷、平易的一生。他的精神、他的才能、他的告诫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激励着后人，受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