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祺以编刊山经地志为已任(3)

　　王锡祺自己的著作有《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者有十种：

　　（1）由夏仁虎著录《方舆诸山考》不分卷（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是编以省为纲，以山为目，分隶之。首盛京，迄内外蒙古，山名之下，各系小注，亦巨篇也。详于内地，而略于边远。开卷之盛京，今盛传之阳干山，金州安山，与兴安岭，并见遗落。大抵是编搜采，多以各省方志为取材，无志之地，虽名山不免见遗，然掇拾之勤，与考证之功，则不可没云”。

　　（2）由谭其驤著录《北行日记》一卷（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此编乃光绪五年应顺天试，并往福州为其弟道聘，记所经历之作，名曰北行日记。实则非是北行也。其行程以三月十一日买舟起行，十五日抵镇，十九日乘江轮，二十日抵上海，二十三日乘东海轮，二十五日抵福州，二十八日乘原轮，闰三月初二返抵上海，十三日乘海轮北上，十九日抵天津，二十一日雇车陆行，二十三日至于京师，九月十四日起程返里。由陆而海而江而内河仍循原路，以十月初一日抵家，往返几八阅月，中除在京师五阅月有余，随笔略记其气候风俗习尚之异，市肆梨园教坊之盛外，余皆按日有记，淮扬一段书沿途风景，笔法细致而轻艳，颇堪玩论，篇中记及其日常生活者甚夥，不仅饮酒观剧邀游买书诸端、名士风流，跃然纸上，而于达官贵人，罕所晋指，宜乎其不得志于时也。

　　（3）由谭其驤著录《南游日记》一卷（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此编乃光绪八年南游武林之记，同行者其叔字谷人，其弟字燕来，卢某字钧甫，李某字秀云，以三月初四登舟，初五早发，晚住宝应，初六住高邮，初七泊扬州，初八住瓜洲，初九渡江泊金山登山，初十遇风未行。十一日进丹徒口，泊吕城，十二日过常州，泊无锡，十三日泊苏州阊门外，十四日游留园，移泊南廒，十五日游顾园，十六日泊王江泾，十七日过嘉兴，泊双桥，十八日泊杭州武林门外，以上除记程外，于金山之园记游甚略，二十日入城，登城隍山，出城游天竺、灵隐，叙经历，写景色，皆朴贸可观，二十一日雨不行，二十二日再游城隍山，二十三日返双桥，二十四日住永新镇，二十五日过嘉兴、嘉善，往三折湾，二十六日住德胜港，二十七日抵上海，游览数日，以四月初一移迫新闸，初二泊黄渡，初三过昆山，泊苏州葑门，初四移阊门，再游留园，记楼阁亭台结构，及楹联楣额甚详，初五夜泊无锡，写景，初六住常州，初七住丹徒口，初八过焦山，泊扬州，追记十年前焦山之游，念旧游之零落，感慨系之，又云，其时江南桑田茂密，菜子翻黄，渡江而北，樱荀厨荒，枇杷市熟，风景不同，而各擅其妙，写暮春下江景色，可谓令人神往矣。初九泊铁牛湾，写夜景，初十泊六漫闸，十一日泊宝应，十二日返抵淮城。自序谓此行苏中旧游，略证鸿雪，杭州初来，以轻心掉之，韬光海潮，未穷幽胜，深为怅惘云。”

　　（4）由吴燕绍著录《猛乌乌得记》一卷（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是篇记英法交窥滇边，猛乌乌得雨土司地之事，而划界之议，对外交部侍郎徐用仪，颇致微词，盖猛乌乌得雨土司，地域为云南普洱府所辖，踞仙李江之上游，与暹罗接壤，法久觊觎，未得其便，值英取缅甸，与中工划界，逾野人山割关外孟艮诸大土司地，遂将雨地阑入界线内，嗣迫于公议让还，惟不得再与他国，而当时滚滚诸公，于国际情形既不考求，又于边隅视等秦越之肥瘠，只知保全禄位，息事宁人，国土丧失，若不关痛癢，然清季外交大都如此，定独总署权要一二人之罪哉？”还录有《滇缅边界记略》一卷，内容类似，但未署作者，仍为王锡祺收入《地舆丛钞》。

　　（5）由吴燕绍著录《巴马纪略》一卷（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巴马者即帕米尔译音之转耳。是篇殚明该地之原属中国，引雅什库尔地方有纯庙御碑一座，左宗棠平定新疆，于此设立五卡伦，派兵驻防，及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二三年英战换约曾议定此地属中国，英俄均不得占踞为证，盖以是时俄乘中原不备攘巴马为己有，朝野忽激，故成是编，备朝廷采纳以驳俄强词夺理之文也。”

　　（6）由吴燕绍著录《坎巨提帕米尔疏片略》一卷（丛钞本）：“考坎巨提近喀什噶尔南界，在葱岭西南，岁贡中国，清光绪十八年英侵据其地，清廷诘之乃作遁辞，愿会同中国官员重立其旧酋之弟摩韩美得拏星，为酋长，驻英大臣薛福成奏请借此转圜，而是时帕米尔山界俄亦时来窥伺，请与中国划界，福成又奏请速与分界，盖应俄对峙，福成欲使英持公论，而与俄勘界较易为也。是篇即记坎巨帕米尔两地之形势，及福成之两疏，并赞其指画敌情，暸如指掌，虽不免阿私所好，然福成出使各国，深顾国家权利，虽不能与曾纪泽、郭嵩焘相伯仲，然胜于洪崇厚等远矣。”

　　（7）由吴燕绍著录《西藏建行省议》一卷（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当光绪末季，印藏条约已成，英人窥藏之举日急，一日，故锡祺有西藏改设行省之议，其改设行省之法，以前后藏拉里置司道，里塘巴察木多拉里枝置府，江卡乍雅等处置县，而于巴达拉为省会，置大员以镇守之，其立意未尝不善，惟于藏地情形，殊多隔膜，且是时内政不修，外侮日亟。西藏被英俄蚕食迭相煽惑。有识之士，方以鞭长莫及，循祖宗之成法，厚事羁糜，藉作亡羊补牢之计，乃好事者，不顾国家利害，借武力以图个人名利之双收，于是用兵西康，改建行省，以树规划全藏之先声，不知英人乘此时机以笼络拉萨商借夺其土地为口实，反唇相讥，迨后川兵入藏，达赖喇嘛潜逃印度，中朝悟为丛殴爵之非计，而亟谋抚驭藏番，亦何足挽回一二哉，是则改行省之议直救经面引其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