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蕴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活动(2)

　　反帝护法

　　1908年初，朱蕴山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此，朱蕴山从反满革命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同年，朱蕴山参加了安庆驻军马炮营队“马炮营”起义。1910年，朱蕴山与同盟会会员宋玉琳、杨允中相约考入安徽巡警学堂速战科。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当时安徽在驱逐巡抚朱家宝和反对黄焕章兵乱之后，各派政治力量斗争复杂，局面混乱。朱蕴山和韩衍发起组织“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创办《安徽船报》，建立“青年军”，保卫省城治安、维持地方秩序。朱蕴山担任“皖中招抚使”兼“青年军”皖中总队长，负责训练骨干，扩大青年军，计划补充北伐军兵源，全力支援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朱蕴山投入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1916年，他参与密谋端阳节夜间在安庆举行武装起义，并筹备组织安徽讨袁临时军政府，管理全省军事、民政事务，还制定北伐计划，训练和扩大军队，响应云南蔡锷讨袁义举。不料起义事泄，被皖警务处通缉。朱蕴山的好友、警务处督察长翟少垣得知此消息，连夜将两张通行证送给朱蕴山，让他及时离城。朱蕴山为了掩护同志，将通行证转交给两位同伴，自己却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作《安庆狱中杂感四首》、《长夜见有怀》、《狱中得袁世凯死耗》等诗作，“拼将热血酬心愿，甘戴南冠到白头”，表达了他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豪情和斗争到底的坚强意志；“登高望远海，使我心慨慷”，则是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真实写照。不到一个月后，袁世凯下台，朱蕴山获释。

　　在这一期间，朱蕴山还积极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为推动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917年所著的《燃犀录》，揭露安徽军阀的罪恶行径，在皖、京、津、沪等地引起巨大反响；他于1918年在安徽六安创办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成为开展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大批学生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不少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创建皖西革命根据地的骨干。

　　大革命时期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朱蕴山逐渐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1921年春，朱蕴山与社会进步人士创办《评议报》并担任主笔，传播革命思想，推动安徽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朱蕴山对中共的宗旨和纲领深表赞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拥护者。1922年底，朱蕴山在上海拜见了孙中山先生，谈到酝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以及国共合作问题。朱蕴山回省后积极进行宣传配合，并在安庆着手开展国民党党务工作，主要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基础，开始恢复改组工作。1925年11月，朱蕴山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国民党二大，并在广州经薛卓汉、高语罕介绍、陈延年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月16日，朱蕴山在国民党“二大”会上报告安徽党务工作开展情况和发展计划，并被指定为“国共合作的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及筹备召集人”。1927年安庆“三·二三”事件后，朱蕴山公开通电反蒋，并赴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党务委员会”委员，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南昌起义后，朱蕴山奉命转回武汉，邀集安徽、江苏、浙江及其他各省左派人士齐集广州，拟另立革命政府。当朱蕴山达到上海时，贺龙、叶挺部队已遭失败。他会见了王若飞，得知陈独秀已被解除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谭平山也被开除出党，革命处于十分艰难的阶段。面对右倾错误导致了大革命失败，左倾盲动主义又使革命事业遭受惨重损失的现状，朱蕴山心情非常沉重。他在《忆昔》一诗中描述了当时彷徨、迷茫、困苦的心情：“破碎山河伤老泪，千家万户鸟上屋。明年今日知何处？暂隐荒江问松竹。”此后，朱蕴山参加了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参加和推动反蒋斗争，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始终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

　　抗日战争

　　朱蕴山从没有停止过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民主抗日的主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与同乡徐谦一道，推动李济深接受联共抗日反蒋的主张，组织革命军人抗日联合会；参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察哈尔组织的抗日同盟军活动，并多次往返两广、晋绥，进行秘密联络；与李济深、蔡廷锴等发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积极参加“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他不顾妻子病亡的悲伤、胃严重出血的痛苦，四处奔波，做了大量的工作。1936初至1937年6月，受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的委托，朱蕴山三上太原与阎锡山秘密商谈，还曾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函，促进山西方面同共产党合作，对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卢沟桥事变后，朱蕴山在皖组织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担任动委会总务部部长。动委会名义上是安徽省政府举办，但抗战初期却是一个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各部负责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或同情党的进步人士。朱蕴山在筹备和成立省动委会的各项工作中，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团结了大批的华北流亡学生及东南爱国青年，并将有志革命的青年秘密分批送往新四军所在地，为新四军补充干部和给养。朱蕴山主持下的安徽省动委会对宣传抗战、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抗战等都产生了积极效果。

　　1939年，朱蕴山来到重庆，团结联络国民党中左派、民主派抗日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赴雅安会见刘文辉，坚定其联共反蒋的决心；又赴昆明与龙云密谈，促成了龙云与中共代表的直接联系及其对云南民主抗日活动的保护和支持，对推动西南团结抗日和民主运动的开展起到重要作用。1976年，他填《解佩令》，回忆当年奔走革命的艰苦历程：“几度滇池，三年香岛。把平生、心血耗尽。生死斗争，全不顾、花秋崖峭，那怕他、羊肠小道。既访龙（龙云）刘（刘文辉），也趋张老（张澜）。论统战、周公（周恩来）主脑。奔走豪门，却不要，分文半钞，只赢得、兴亡看饱。”

　　抗战胜利后，朱蕴山在李济深的指派下，开始筹划建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成立后，他被选为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等代表民革中央于6月25日发表声明，公开响应“五一号召”。1948年底，朱蕴山与李济深等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民主人士受中共中央邀请秘密赴解放区，参加筹备人民政协会议及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1949年3月，朱蕴山奉毛泽东、周恩来委派与刘仲容等4人秘密飞抵南京，向李宗仁、白崇禧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和谈的意见，同时做其他国民党元老的工作。1949年9月，朱蕴山以民革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朱蕴山奔走不断，联络各方，说服调停，争取团结，被誉为革命事业的“团结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