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善培：保路运动中的尴尬人
辛亥革命网 2013-08-06 00:00 来源：成都日报 作者：谢天开 查看：
周善培（1875-1958），号孝怀，原籍浙江诸暨县，随父宦游来川，遂定居。1899年东渡日本，考察学校、警校、实业等，居四月返川。1901年奉命带学生20名赴日本留学，并聘回日本教习来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不久，赴泸州任川南经纬学堂学监。1902年任警察传习所总办。后赴粤，任督署副总文案兼广东将弁学堂监督。锡良任四川省总督后回川任警察局总办。1908年任四川省劝业道总办，通令各属普设劝业局，培训劝业员。还在成都设立能容纳300余家商户的劝业场，推动了四川近代工商业的发展。
1909年，宣统元年，这年的三月初三，成都劝业场正式开场。春风和煦，龙旗飘飘，锣鼓喧天。商民绅耆，平民官员，花翎补子长衫短衣，摩肩接踵人头攒动。劝业场门楼，张贴了许多彩色广告，英美烟草公司的巨幅招贴画、巴黎香水的广告画……入口处还散发戒烟丸、补脑汁、疗痔药水的传单、说明书和保证书，惠赠顾客。署理四川通省劝业道、曾考察东洋日本、名声卓著的清廷新政能吏周善培，快步登上临时高台，满脸兴奋发表开场词： 中国自古而还，自古重农不重商，认为农者生活之本源，商者无聊之末路，故秦汉之制，商贾不得衣文绣，盖贱之也，致使国贫民瘠！近观东洋之振兴，实为发展工商致之。愿诸君共振实业，裕国裕民！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大清的铁路国有化是“误国首恶”，没有安装刹车与换挡离合器的大清新政列车，轰的一声，终于因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而骤然出轨。作为晚清成都新政的第一操盘手周善培，在这一场围绕铁路国办与商办的博弈开始时，既做了四川执政的观察员，也做了四川执政与立宪派之间的调停人。然而，他的处境竟然相当被动尴尬。
号啕岳府街
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地点在成都岳府街川汉铁路公司。这都是为大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歌电”宣布直接接管四川路权，且不归还路款所激发的。
周善培后来在《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中解释说：“不但公司已用和上海倒折的款项，政府概不承认，并要把公司现存未用的现款一千余万由政府提用，换发一种债票。”
那天清晨，铁路公司门口挂出了保路同志会的横幅。当天做大会主席的是三十来岁的四川翰林编修颜楷。周善培是以同情者姿态与会的。对于出席理由，周善培自己说：“铁路是我做劝业道该管的事务，我就去参加了。”实际上，当时他自己也没有弄懂立场，夹在执政当局与保路同志会中间，是做观察员？还是做调停人？
四川谘议局的副议长罗纶登坛讲演：“各位股东！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话没有说完罗纶已满面泪水，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
满场的会众也一齐号啕大哭起来。连维护会场秩序的警察也丢了警棍，伏在桌边号啕起来。会议一结束，参会的人集体步行去总督衙门请愿，要求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电奏，请清廷收回成命。
作为亲历者的周善培，被会场情绪感动得拭泪。他自荐充当了调停人。在跟会议主持人约定后，他急急返回督院街，向王人文报告。王人文也是同情保路的清廷地方大员。很快同意了周善培的建议，讲话表示要代为转达四川人民的呼声，为大家争取权利。他说：“哪怕争到丢了官，能把我的责任尽到了，丢官也是快乐的。”
在这次和平请愿后不久，清廷急调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接替做了四川总督。
王人文在下课前，奏请朝廷作了一次人事安排：让周善培接提法司印，交卸劝业道。周善培上任后，以自己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做了一项清理工作：在前任提法司江毓岷奉法部命令开办的法官养成所里，将从全省142州县保送来的学生1100多人，定期出试卷重新甄别：不料交白卷的有500多人，写两三行字的400多人，勉强留下的只有240多人，其余全部淘汰遣散回各州县。这件事情虽处理在保路运动爆发之前的几个月，日后却让周善培吃尽苦头。
成都罢市
1911年8月24日，成都的大罢市、大罢课以急风暴雨的姿态实现了。随着罢市的实现，保路同志会还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那就是要求市民到处供起光绪皇帝的牌位。曾经亲历其境的郭沫若写道：“供光绪皇这个策略，在当时可算是一个杰作。保路同志会有的是钱，因为有铁路公司做背景。宣传的文件因而也层出不穷，如像小册子、日报，都陆续发行，还发行了无数光绪的牌位。那牌位是用长条黄纸印的，正中写着‘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两边写着‘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每家的人把这种黄纸条来贴在自己门口，一早一晚都焚香点烛地礼拜。”两语分别出自光绪皇帝的谕旨，这就使官府难以取得借口进行干涉和镇压，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