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迪化志士刘先俊考略(2)

　    此时，分别代表封建势力的袁大化与代表革命势力的刘先俊之间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一个多月后，迪化起义爆发，因袁大化早有防范，刘先俊起义失败后被捕。据1912年10月1日《民立报》报道称：

    　“刘鼎（定）坤被捕时巳晚，至翌日早，袁在督练公所问起事理由，刘慨然谓之曰；当武汉举义之日，予曾劝尔反正，不料尔奴心太甚，今晚被执，速杀而巳，夫复何言？袁复问党人名目，烈士曰：杀尔者，我也；欲反正者亦我也，此外并无一人，求救我勿株连他人。袁又问何以不跪，烈士勃然大怒曰：我堂堂黄帝子孙，岂跪尔汉族贼子，虏廷走狗。事成则我杀尔，事不成则尔杀我，何必支离屑碎以厌人听闻。袁抚蛙怒，令速杀之，烈士慷慨就义，至死未跪。”（民国元年10月1日上海民立报）《新疆风暴七十年》第42页）

　    细细品读这段文字，其中透漏的信息耐人寻味。一是刘先俊为什么没有当场被杀？二是袁大化为什么要亲自审问他？三是袁大化为什么要刘先俊跪下？四是刘先俊为何口出狂言，敢对袁大化不敬？其中除了保守与进步、革命与反革命的立场对立之外，或多或少有些个人情感纠葛在其中。以常理推论，袁大化与陶森甲为旧友关系，没有口供便杀了刘先俊，以后不好向陶森甲交待；袁大化与陶森甲是平辈，刘先俊的辈分自然低一辈，袁大化呵斥刘先俊，你晚辈见了长辈如何不跪，成何体统！但他们之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革命。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做文章，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革命可以大义灭亲，袁大化与刘先俊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笔者虽然没有找到刘先俊尸骨运回家乡的直接信息与物证，但了解到了刘先俊与陶森甲的关系，即决定从陶森甲入手，迂回发现刘先俊的信息。

  　  在宁乡道林镇河清村，我们找到了陶森甲老宅院的所在地。如今，住在一所普通平房里的主人已不姓陶，年逾70的老人说，这里就是当年陶家庄园的一部分。他指着一段残存的院墙说，这就是当年陶宅的老院墙。穿过平房的堂屋，后面有半亩方塘掩映在绿树竹影之中，几只鸭子在塘中戏水，几只花鸡惊叫着躲避生人。塘边,堆放着几件百余斤重的石盆、石墩、石槽，长达两米多的两条石柱半卧塘中，它们显然不是普通农家的器物。它们的存在，隐隐显露出当年陶家的显赫地位。

  　   关于陶森甲更为详细的信息，宁乡县档案局局长给了我们一些资料，引用如下：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光绪十八年（1892）引见单中称：“陶森甲，现年三十八岁，系湖南宁乡人，由副贡生遵例报捐内阁中书，光绪五年到阁行走；七年经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堂奏调出关办理营务；十年十月于六载防边案内经刘锦堂保奏，奉旨著以同知归部即选，并赏戴花翎；嗣经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大学士奏调福建军营差委；十三年出使大臣洪钧奏调出洋，派驻德、俄两国；十五年十二月，因前在台湾剿办番社出力，经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保奏，请以知府选用，奉旨允准；十六年游历英、法，顺道回华；十七年因出洋期满，经出使大臣洪钧保奏，请以道员即选并加二品衔，奏旨允准，遵例报捐分发省份；本年五月赴部验看，签分陕西试用。本月十一日，吏部带领引见，奉旨：照例发往。”

 　   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中，收录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陶森甲的另一份引见单，前半部分与光绪十八年引见单基本相同，后半部分记录了陶森甲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六年的经历：“十九年遵例改指江苏，经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历委会办支应、营务及五河盐厘等差。二十一年丁母忧回籍，二十四年复阙起复到省，历委总理两江营务兼管马路工程及江南练将学堂，并派赴日本阅看陆军大操；二十四年八月奉上谕。刘坤一奏保使才一折，江苏试用道陶森甲，著该督抚即饬该员来京预备召见。二十五年委办五河盐厘卡务，是年十二月经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保，请以沿江沿海各省道员要缺请旨简放。二十六年交卸五河盐差，委随办南洋交涉事务。并于驻沪各国领事商订保护长江内地事宜，旋因经手事件完竣，领咨前赴行在军机处、吏部亲投。遵旨：预备召见。”

    　陈玉堂主编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词典》中，记录了陶森甲分发陕西之后的经历：“寻改归江南候补，委赴日本考察军队。八国联军入侵时（1900），助刘坤一订东南互保约款。旋署常镇道，改寿春镇总兵。民国初，任湖南辰沅永靖观察使。未几卒，年六十。辑有《日本学校章程汇编》。”

   　 陶森甲在晚清不算是一个大人物，但他具有多次留洋经历，且与朝廷多省封疆大吏关系密切，因此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能在江南各省与外国驻沪领事间穿针引线，助刘坤一订东南互保约款，为清廷保住了半壁江山，其作用并非无足轻重。

 　   作为刘先俊的舅父，陶森甲对刘先俊的影响不可不察。陶森甲生于1852年，刘先俊生于1882年，两人相差30岁。1892年，陶森甲受光绪皇帝接见时，刘先俊仅十岁。而朝廷委派陶森甲赴日考察军事期间，刘先俊大约17岁，正好是留学日本的最佳年龄。刘先俊赴日学习军事，回国后在江南武备学堂任教，可能都受到了舅父陶森甲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面临的大变局中，陶森甲所持有的政治倾向。陶森甲秘密资助并掩护革命党人，与推荐外甥刘先俊远赴新疆投靠巡抚袁大化，其中有何内在关系？就常理而言，不排除陶森甲要袁大化提携外甥的意图，内地人才济济，升迁迟缓，而边疆则有乌鸡变凤凰的机会。另一种推测是，陶森甲已经知道刘先俊革命党人的身份，或有意助力于外甥刘先俊，支持他马背立功赴新疆奋力一搏。刘先俊死后，依陶森甲的政治立场，可能有两种反应：一是大为震惊和羞愧；一是扼腕叹息，悲痛不已。无论是哪一种情绪，刘先俊与陶森甲之死相差不到一年，很难说刘先俊之死不是陶森甲之死的诱因之一。

　    湖南人向有破釜沉舟、奋力一搏的勇气与精神。戊戌变法中，谭嗣同如此，中国留日学生陈天华以死唤醒民众如此，革命党人黄兴更是冲锋陷阵、视死如归。在辛亥革命各省光复中，率先响应武昌首义的是湖南浏阳人焦达峰，使湖南成为“首应之区”。湖南邵阳人蔡锷在云南昆明发动起义。湖南安化人李燮和在福建率新军起义。湖南桃园人胡瑛在山东烟台起义。广西原巡抚沈秉堃反正响应革命。湖南宁乡人黄钺领导秦州（天水）起义。总之，共有7名湖南人在辛亥革命各省光复中敢于挺身而出，担任都督，以生命担当起历史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