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忾辰与孙中山(2)

    　当时，在诸多社会力量的交互作用下，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他也确实曾一时被袁世凯的两面派行为所蒙蔽，以为能靠自己“在野之身”从事“实业建设”。但不管怎样，伟人与小人毕竟有天壤之别。孙中山要建设民国，要给人民以民主，他不计较自己的官位，却绝不允许封建专制复辟。1912年4月20日，他到福州考察时曾讲过，现在虽已“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但这不过是革命事业的开始，要如何巩固民国基础，如何解决民生问题，都必须靠同志们加倍努力才能达到革命目的；并提到黄花岗烈士杀身成仁，是福建人民的光荣，希望闽人能完成烈士未了之志。郑忾辰也在场聆听教诲。这种真诚的民主革命信念，同样镌刻在郑忾辰心中。

　　正因为如此，郑忾辰见到福建政务院院长兼警察总监的彭寿松登上高位后，排除异己、钳制舆论、践踏民主、中饱私囊、制造“蒋黄惨案”、杀害新闻记者，认定这些行为违背孙中山先生思想和革命初衷，遂挺身而出搜集彭寿松的罪与之进行斗争。他毅然在参议院上提出弹劾彭寿松案，并得到了林森等人的支持，影响很大。老同盟会员苏渺公（苏郁文）还继续在《群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彭寿松的罪行。彭寿松公然查封《群报》，逮捕苏渺公入狱，重笞数十大板，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郑忾辰在福州天安堂的一次集会上再次发表演说，抨击彭寿松的罪行。彭寿松恼羞成怒，公然派爪牙冲进省议会宿舍，试图逮捕郑忾辰，郑忾辰在众人的掩护下躲过此劫。彭寿松摄于郑忾辰的崇高威望，不敢再次贸然行动，但派暗探四处监视，伺机下毒手。郑忾辰认为彭寿松占据福建政坛，许多人不敢讲话，不驱彭不能维护民主；但开展驱彭斗争不能局限于福建一地，必须赴京、沪等地广泛宣传，争取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他巧妙地躲过了暗探的监视，在众人的掩护下从台江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到达上海、北京后，郑忾辰四处揭露彭寿松的罪行。由于彭寿松倒行逆施，民心丧尽，加上全国舆论的巨大影响，袁世凯不得不派人以镇抚使名义赴闽驱彭。彭迫于各方压力，在大捞一把后离开福州。郑忾辰为了维护民主，穷追不舍，继续以蒋、黄家属的名义，向法院提出控告，法院缺席判决彭寿松死刑；对直接参与谋杀蒋、黄的刽子手，则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驱彭虽然仅仅是伸张民主正义的一个局部的胜利，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政权建设的根本问题，福建政权依然不在革命派手中；但毕竟说明民心不可侮，公道自在人心。当时正在福州读书的冰心先生，她的父亲谢葆璋以及她的舅舅、老同盟会员杨子玉，也都对践踏民主，换汤不换药，借革命以营私的彭寿松十分不满。还用民歌“墦间祭”的调子，编了好几首讽刺彭寿松的歌子（参见冰心晚年回忆文章《我的小舅舅》）。“驱彭”为民众出了气，也昭示大家：一个人，不管他过去功劳多大，现在权力多重，只要敢倒行逆施，践踏民主，就要受到制裁。这也应当是民主共和精神深入人心的一个具体体现。有人只看到驱彭曾一度得到袁世凯支持的表面现象，看不到斗争的实质。

   　 随着事态的发展，袁世凯复辟野心日益昭显，他公然派人暗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彻底暴露了“窃国大盗”的真面目。孙中山愤而举起“讨袁”的大旗，发动“二次革命”。已于1913年担任全国国会议员的郑忾辰也立即投入反袁斗争，他进一步认识到辛亥革命只打倒一个皇帝，民众还要打倒大大小小的皇帝。

　　在最困难时期当“伴郎” 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

   　 “二次革命”失败后，郑忾辰随同孙中山逃亡日本。此时，国民党人情绪十分低沉。有人叛变、堕落；有人脱离革命队伍。革命者内部分歧亦十分激烈，黄兴也因政见不同离去，这是孙中山最为困难的时期。但他百折不挠，愈挫愈奋，于1914年7月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郑忾辰依旧担任他的秘密联络员。郑忾辰晚年曾对家人及学生回忆当年的困难情景：有时只剩一个面包，也要两个人分着吃。孙中山书写“天下为公”“博爱”等条幅送给他，互相激励斗志，郑忾辰收藏终生。1915年，宋庆龄到日本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两人因革命追求相同而互相爱慕，孙中山与原配夫人办理了协议离婚的手续。但孙、宋的结合，却为世俗偏见所不容，反对者甚多，革命者内部亦多歧义。正是此时，称孙中山为“逸仙哥”的郑忾辰，毅然当孙中山、宋庆龄的伴郎，他是极少数几个参加孙中山婚礼的中国人之一。孙中山在结婚照后亲笔签名“孙文”，赠给“忾辰兄存念”。

　　从孙中山致郑忾辰信 　看两人的心灵沟通

　    在孙中山等人的坚持斗争下，“护国”运动发生并取得节节胜利，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一命呜呼；此时国会一度恢复。但北洋军阀段祺瑞继承袁世凯衣钵，坚持独裁卖国，反对《临时约法》。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大旗，发动护法运动。1917年8月，郑忾辰与部分国会议员离京南下，随孙中山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推选孙中山为大元帅。郑忾辰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特别参议，并奉命辗转西南各省，奔走呼号，与北洋军阀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1918年5月，南方军阀压迫非常国会，排挤孙中山。孙中山辞去大元帅一职后，转道到上海，潜心著述，总结革命经验。郑忾辰奉命留在广州，坚持斗争。

　　1918年9月15日，孙中山亲笔写信给郑忾辰，赞扬他“夙抱弘愿，期于贯彻主义”；勉励他“淬厉精神，团结同志，为正义而奋斗”。信件全文如下：

    　慨尘兄鉴：

    　离粤以来，倐奄时月。遥想为国贤劳，旅祉安适，至以为慰。弟自避居沪上，默察今日国事人心之坏，不特少数暴戾恣睢者，放佚而无所惮，而大多数之国民，皆持一种苟安偷活之见解，惟知敷衍弥缝于一时，而不为久远之计。此其弊，在于精神上无勇决之觉悟，于条理上无建设之计划也。故甚欲暂时韬晦，潜心著述，于国民之意向，及建国之规模，有所启发，冀得大多数之觉悟，谋将来之进行。阁下夙抱弘愿，期于贯彻主义。当此国会开议之际，四围情状，皆有风雨飘摇之惧。深望阁下淬厉精神，团结同志，为正义而奋斗。庶足以挽垂危之国运，振将死之人心。临颖无任拳拳之至，余不一一。专此。敬候

    　旅祺！

   　 孙文启　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