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与他的两位老师(3)

　　1971年8月4日，耄耋之年的董必武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接见了几位党史工作者。客人们请董老回忆中共早期湖北组织的情况。这一下子打开了老人记忆的闸门，52年前的人和事像海潮一般，在脑海里翻卷。他缓缓地对客人说:五四运动时，各种思潮都表现出来了，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最厉害的是无政府主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看《政治经济学入门》(应为《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引者注)。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这位引导董必武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青年人李汉俊(1890—1927)是湖北潜江人， 1890年4月出生于一个穷教书先生的家庭。1902年在兄李书城（共和国第一任农业部长）、挚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求学，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获工科学士学位。在校期间，结识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受到极大影响。1918年岁末回国，与詹大悲同住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路北，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春，时任鄂西靖国军司令部秘书的董必武，因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在利川遇害，被公推代表鄂西靖国军赴武昌转上海，向大元帅孙中山报告这一突发事件，请求孙中山严惩凶犯。董由鄂赴沪，与张国恩同住渔阳里路南，其间，结识了李汉俊。董必武、张国恩、李汉俊、詹大悲这四位来自湖北的年轻同乡，都是怀有救国救民之心的热血青年。他们四个人志趣相投，时常到董必武的住处一起议论时局，讨论中国的出路。董必武在《忆友人詹大悲》中回忆道，我们四人差不多天天见面。李汉俊向董必武、张国恩、詹大悲介绍了十月革命，将反映新思想、新思潮的日文书籍和杂志《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黎明》、《改造》、《新潮》等一一作了介绍。四位青年忍着穷困、冒着酷暑，贪婪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及介绍十月革命的书籍。董阅读这些书籍后，“深以为然”，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称李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李汉俊与董必武同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原名书诗，又名人杰，号汉俊。1920年8月与陈独秀、李达等共同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劳动界》周刊，12月即代理上海支部书记，并主编《新青年》。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一，回武汉从事革命工作，曾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1923年参与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领导工作。是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脱离中国共产党。1926年，北伐军攻占长沙后，李汉俊与董必武作为湖北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赶到长沙，向北伐军递送武昌敌军军事情报，迎接北伐军并加入中国国民党，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同年8月，北伐军进驻武汉，9月，湖北政务委员会成立，李汉俊为委员，并任接收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科长等职。1927年1月，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李汉俊当选为执行委员。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成立，李汉俊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在新的复杂形势下，他与詹大悲等继续坚持革命立场和孙中山“三大”政策，并利用蒋、汪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力的矛盾，同省党部和政府内反共右派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掩护了一些共产党人。11月，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后，李汉俊与詹大悲等以省政府名义下令释放在汉被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300多人，营救和保护了大批共产党的干部。同年12月17日，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与詹大悲同时牺牲。年仅37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四、董必武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最后介绍的是董必武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矢志不渝，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是正在广州养病的董必武九十岁生日，虽然病魔缠身，但这天他精神很好，在何莲芝扶持下，在床上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首诗——《九十初度》：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弊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并就“五朝”、“伐柯”两词做了注释：“五朝：清朝、民国元年、袁世凯篡国、北洋军阀割据、蒋介石篡权。伐柯：《诗经》：伐柯伐何，其则不远。”写完后，又向家人边读边讲解了这首诗。这首诗篇，是董必武对自己一生的自我总结。他一生经历五朝反动统治，每个时期，他都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呕心沥血，为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像郭沫若在和诗中所说：“革命功高誉未过，九旬寿考靡蹉跎。”“创党开天澄广宇，新民建国启先河。”但董必武在诗中仅称自己“随人治岭与治河”，表现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广阔的胸怀和崇高的思想境界。这首诗篇，是董必武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乐观主义精神的体现。数十年来，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难和挫折，他始终都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忠心耿耿，始终不渝。就是在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尚在横行的日子里，他虽受到不公正待遇，仍然在诗中高歌“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这著名的诗句，成为鼓舞人们战斗的号角。他在注中引《诗经》说“伐柯伐柯，其则不远”的预见，不久就成为现实。在这首诗写成后仅一年多，中共中央就一举清除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我们的国家重新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

　　三月六日，董必武乘飞机从广州回到北京，在此后不到一个月的一九七五年四月二日七时五十八分，这位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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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必武与他的两位老师（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