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与他的两位老师

　　董必武是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杰出的人品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为人称道。他自青年时代开始，就投身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矢志不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董必武晚年向身边人介绍自己的革命经历时，称“革命完人”刘静庵是自己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启蒙师”。而董必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人物，则是后来被尊称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的，比董必武年轻四岁的李汉俊。

　　大家都知道，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董必武，安息在北京八宝山，但他的两位老师今在何方？却鲜为人知。可以告诉世人的是，董老的这两位老师和家祖父蔡济民等九位志士仁人，现均安息在武汉市卓刀泉伏虎山。刘静庵墓在蔡济民墓的左后方，李汉俊墓则在蔡济民墓的左前方，其间相距不过二、三十米。世事沧桑，历经劫难，这些墓葬多有损毁，原貌无存。自1981年起，人民政府屡次组织对其复建修缮，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政府拨出专款，组织实施了诸墓葬的本体修缮和陵区环境整体改善工程，诸位先烈得以安息。

　　一、董必武与刘静庵

　　首先介绍董必武与他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启蒙师”刘静庵的关系。

　　1905年春，董必武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在武昌学习期间，董必武经常光顾的场所是距司衙巷不远的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在那里，董必武阅读各种报刊杂志，如饥似渴地寻求新知识，思考着明天，思考着未来。当时，日知会的司理是革命党人刘静庵，日知会原为基督教美国圣公会的黄吉亭牧师1901年在府街（武昌青龙巷小学所在地）　的圣救世主堂大院内，兴办的一个以宣传基督教与开启民智的报刊阅览室，该阅览室叫“日知会”，寓有“日求一知，不断进取”的意思。除了提供有关新思想的书报，黄吉亭并在主日讲道，宣讲福音时，“假基督舍身救世等事为宣传革命的数据”，吸引了多人聚会。1903年间，新军中黎元洪的秘书刘静庵（1875-1911，原名贞一，一名大雄，字敬安、敬庵，湖北潜江袁桥梅家嘴人）常来日知会阅览书报，并与此时的该堂牧师胡兰亭成为好友。后来刘静庵在圣公会救主堂找到了信仰归宿，并受洗加入教会，成为救主堂的会友，并取教名为保罗。他信主后即热心宣传基督福音及革命主张，并在圣公会文华书院神学院兼任汉文教习。刘静庵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借用日知会的名义，广泛收集国内外各种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读，而且还组织星期日演讲会，宣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主张。一时间，武汉的革命党人、热心革命的志士仁人纷纷云集这里，针砭时弊、抨击朝政。渐渐地，董必武通过日知会结识了刘静庵。刘静庵对年轻的董必武影响很大。在一次演说会上，刘静庵激昂慷慨地说道：“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国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二重亡国奴了！……如那拉氏常言：宁将中国亡于外国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满清亦自认中国就要亡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压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现在迫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奴隶牛马……。”听了这番话，董必武激动得整夜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反复思索。他和刘静庵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了。董必武细心钻研了《民报》和章炳麟（章太炎1869—1936）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书籍。他以严肃的态度，认真研究了当时改良与革命两派的纲领和主张，反复思索对比，思想上逐渐明确起来：“康、梁的主张，虽有其进步之处，而孙中山主张采取的革命手段，不但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还政于民，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当然是合乎民意、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纲领。”问题想通了，董必武的心情十分激动，认为国家有了希望，并预感到中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于是毅然抛弃了康、梁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思想，转而接近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

　　1906年，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爆发，同盟会派人到湖北省策应。由于叛徒出卖，1907年1月，日知会组织遭到破坏，刘静庵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刘静庵慷慨陈词“劲挺不稍回曲”，“慷慨言中国危殆”，力陈救亡革命的必要。刘静庵先在省城臬司狱，后转模范监狱。他在狱中仍然利用机会，联络旧友以铁血军名义组织同志，教育同志，尽可能把难友团结到自己的周围，连狱卒也争取为友。他每日必作祷告，常引中国古代哲学配合圣经所讲的道理，转授同狱难友，他说对任何人都不能遽然断绝，而不存希望心，即如清巡警道冯启钧那样残酷迫害他的反动官员的狠毒，亦应怜悯其无知，不必存丝毫怨恨心，因为这不是冯个人的问题，而是清朝政府的共同行动。狱中守卫兵目潘季贞深受感染，终身称弟子。萍醴起事首领欧阳泽垠，人不敢近，对他却执礼甚恭。刘所留下的诗篇，字里行间充满革命斗争精神。他受过酷刑，患过重病，狱中生活，极端痛苦。在恶劣的牢狱生活条件中，他始终坚持读书学习，真正做到对己学不厌，对人诲不倦。他的治学内容，从现存的读书笔记来看，有经学、史学，有音韵训诂之学，有宋明义理之学。他的治学态度谨严，尽管是读书笔记，也丝毫不苟。书法遒劲，令人生爱敬心。刘静庵是一位以基督教信仰救国的基督徒革命者。他虽然从小就有救国之志，但直到归信基督教后才明白真正的救国之法。成为基督徒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福音和新学知识打开了他的心窍，开阔了他的思想，使他成为一个基督教救国论者，一个有理想的民主革命家。对他来说，“拯救中国，惟基督道理为要”，耶稣基督的爱是救国的良药，革命救国就是这种爱的实践，而只有具基督爱人如己的爱的革命才是真的革命。他说：“我们要做真革命党，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爱主义，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他在斥责当时某些“假革命党”出卖党人和借革命诈骗钱财的丑行时说：“那样的行为，是没有得着基督爱人如己的教训”。他坚定地本着基督无私的爱来拯救中国，认为社会拯救要以个人拯救作为基础，坚信：“基督教可以拯救自己，可以拯救他人，可以救国家，可以救世界。救了自己，才好去做那救人、救国、救世界的功夫”。至于他的律己功夫，更是人所难能。潘季贞说他坐如铜铸，行如满傤船，虽病甚，不昼寝，虽紧急，仍从容；暴烈之容，不见于面，叱咤之声，不出于口；人喜亦喜，人忧亦忧。他的理想是天下一家，无洲界，无国界，无种族界，无富贵，无贫贱，无强弱，无尊亦无卑，人人各尽天职。他曾对人说：“予持耶稣之心，求救中国之苦，身在缧絏，心在天堂。”狱中五年，他是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和对革命胜利充满热情的期待中度过的。但终因环境恶劣，伤病摧残，竟于辛亥五月十六日病逝于狱中。难友以至狱卒皆抚尸痛哭。中西牧师同至狱中收殓。他的母亲赶到狱中，看见他骨瘦如柴、须发尽白的遗体，竟至不能相信这就是她的儿子。刘终年三十七岁，未娶。他先由教会安葬，直至一九二八年始由湖北省务会议议决公葬于武昌伏虎山麓。直至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均称他是“革命完人”，教友们则赞誉他为“活着的耶稣”。刘静庵的革命精神，对董必武影响很大。因此，董必武晚年把刘静庵看作是自己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启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