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乃裳的人生三部曲(2)

　　沙捞越是位于世界第三大岛婆罗州西北部的一个小国，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黄乃裳一行到达沙捞越首府古晋，在当地侨领、祖籍福建泉州的王长水热情支持帮助下，出沙捞越河口曲折南行，经石隆门、英吉利里，直达最南端的伦乐。一路栉风沐雨，餐风饮露。接连七八日，所经之处，不是地势陡峭，林木葱葱，便是低洼沼泽，荒草凄凄，无一处理想之地。黄乃裳并不气馁，决定调头向北，赴中南部的拉让江流域勘察。

　　全长500多公里的拉让江，是沙捞越最大的河流，贯穿于面积57000多平方公里的诗巫省境内。黄乃裳一行溯江而上，被两岸的广袤原野，茂密林木和几叶轻舟，袅袅炊烟，如诗如画的景色迷住了。心中大喜，经过进一步深入了解。最后选择了地质环境条件较优，且离出海口近的诗巫周围沿江一带地域，作为垦殖场地。

　　黄乃裳从诗巫返回古晋向王长水报告了考察经过与选择结果，得到了王长水的高度赞同。随后，黄乃裳向沙捞越政府提出了移民垦殖申请。布鲁克二世答应了申请，并承认黄乃裳为诗巫埠港主。出于对祖国的眷恋和移民主要祖籍地福州家乡的情怀，黄乃裳命名垦场为“新福州垦场”。1900年7月，黄乃裳与沙王布鲁克二世订立了开垦诗巫的17条合约。

　　1900年8月中旬，黄乃裳与当地华侨力昌（祖籍福建永泰）按预定计划回国招农。在招募垦农过程中，黄乃裳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先是中国农民恋土的传统观念，报名应募的很少。经过黄乃裳反复耐心劝说和介绍宣传，并专程拜会了古田著名牧师陈长惠，争取他出面组建“福隆”公司，发动支持这项工作的实施。经过近3个月奔波，黄乃裳从应募者中选得“勤壮之农500余人”。经商定，1900年12月23日，力昌与陈观斗（陈长惠牧师的儿子）率91名垦农及工匠作为先遣队先行出发。经过十余天的海上颠簸，于1901年1月8日抵达新加坡。

　　1901年2月7日，黄乃裳带领先期集中在福州美以美会天安堂的535名垦农，于马尾港登船出发，于3月2日安抵新加坡转道候船时，又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由于垦农人数多、行李多，无法在客栈下榻，又一时找不到可容纳这么多人的地方，便设法与英殖民当局的华民政务司商量，应允让大家暂住政务司所辖的“北麒麟”。因这个地方原是华民政务司向各地转口契约劳工的居住之所。当地一些华侨误以为又是一批“猪仔”，垦农们生怕上当，顿时闹腾了起来。对闻讯赶来的黄乃裳，质问怒骂。黄乃裳强忍着面前发生的一切，和颜悦色地再三解释。垦农们情绪稳定下来了，但这件事直至10年后还有人指责黄乃裳“卖猪仔”，以致引起福建巡警道宪过问干预。

　　3月16日，满载垦农的轮船驶入拉让江，这一天成为“新福州”垦场的永久纪念日。

　　根据与沙王签订的垦荒合约，所招募的1000名垦农必须在1902年6月30日到齐。因此黄乃裳只得与力昌商定，请他再次回国招农，并再次向沙捞越政府贷款1万元交付力昌回国。但力昌辜负了黄乃裳的信任与期望，并未把招募垦农这件大事放在心上，而是带着这笔巨款漫游香港、台湾，花去了4000元，结果回到厦门时暴病身亡。1902年1月，黄乃裳亲返福建处理完力昌后事，从福州七县招得垦农500余人。5月24日，黄乃裳率领第二次招募的511名垦农，仍从福州马尾港出发，直至1902年6月7日，两次招募的垦农分三批全部安抵“新福州”垦场，共计1118人，其中携带家眷的有130余家。从而完成了他移民垦荒计划的第一阶段任务。

　　垦农们在黄乃裳的组织带领下，开始垦荒地，种植作物。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特别是水土不服是一大威胁。诗巫气候湿热，食品极易变质，蚊虫疾病肆虐，从1901年2月至1903年5月的28个月中，“新福州”垦场的垦农因痢疾、霍乱、热病和其他杂病死亡71人。黄乃裳终日与垦农们共甘苦，既要忙于垦务，协调生产，还要操劳千余号人的衣食住行。

　　为了把“新福州”垦场建设成为一个生产生活方式与祖国故乡同样模式的华侨社会，黄乃裳通过组建“新福州垦场公司”即“新福州总公司”，来处理整个垦场的管理工作。垦场设场议会，由垦农推选10名代表，加上垦场的管理人员组成，每月开会一次，检察垦场工作的得失利弊，建树民主之风。黄乃裳还十分重视垦农们的宗教生活和子女的教育，在场中建有五座礼拜堂和一所英华学堂，还配备有医生等。

　　“新福州”垦场创业艰难，垦农中除了死亡70多人外，因不耐异邦创业之苦而回国者不少，仅剩600余人。垦农产值很低，加之开创之初，为了招募垦农、创建垦场，至1904年初，已花费8万多元，其中除了出自亲友的赞助支援外，有4万元是向沙捞越政府贷款，还贷的责任全压在黄乃裳一人身上。

　　沙王布鲁克二世对“新福州”垦场的情况相当关注。他对黄乃裳一直抵制在垦场开赌和销售鸦片，致使政府无法获取颇丰税利的种种做法非常不满，认为黄乃裳并不是沙捞越政府理想的合伙人。因此，向黄乃裳提出了最后的通牒：必须立即还清拖欠沙捞越政府及他人的债务，方可按照原定合约继续经营至所规定的期限；否则立即离开沙捞越，并且不得向垦农收款。

　　黄乃裳深知，自己已难以继续承担维持“新福州”垦场的责任，只能离开他惨淡经营四年多并初具规模的“新福州”垦场。1904年7月中旬，他怀着十分抑郁的心情，携眷悄然回国。

　　黄乃裳从1899年9月携眷南行新加坡，至1904年7月回国，短短近五年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为我国华侨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他被沙捞越诗巫的华侨尊为“港主”，为追念他的业绩，诗巫福州公会于1951年兴建纪念楼，立黄乃裳铜像。1958年，诗巫市议会将新建的一条街命名为“黄乃裳路”。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特抄录刘杏林的一首诗作，以纪念和歌颂黄乃裳领导开发“新福州”的功劳。诗曰：“父老争传港主黄，携民去国渡重洋。中原当日成危局，南岛因时辟垦场。衣食住行劳擘画，抚存管教费商量。歌功颂德为公喜，侨史流芳有乃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