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麟生平事略

　　张百麟（1879—1919），号石麒，字景福，祖籍湖南长沙。因其父张翰(奕安)在贵州做知县，性格落拓不羁。喜作诗，善书法，晚年生百麟，钟爱知甚，任其意趣发展，不加强求。百麟从小就爱和贫苦儿童接近，更乐意和出身微贱的人来往。青年时期的百麟，好学上进，胸怀大志。初，父亲命他应试科举，他征得父亲同意，闭户苦读。有一天，他家童仆要向他陈述一事，到处找他不着，只好放声呼喊，而他却从书房中跑了出来。他潜心攻读，终于学有所成。

　　1898年，康、梁实行变法，推行新政，废科举，兴学校，风靡全国。当时百层河(今贵州贞丰县内)厘金总办吴家瑞(长沙人)在贞丰组织“仁学会”，讲授维新学说，百麟拜吴为师，专研新学。他改变了往日的志趣，转而对新闻杂志、法政译丛之类的新书刊，产生了极大时兴趣，爱不释乎。1905至1906年间，留东学界发行的《民报》、《复报》、《洞庭波》、《鹃声》、《云南》等报刊，百麟争先——购阅，研习之余，激发了民族意识和爱国之情。百麟说：“吾今而后，知所归矣。”

　　百麟喜结纳，广交游，1902—1903年间（光绪二十八、九年），其父任贵州坡脚(今安龙县属)任厘金总办，百麟前往省亲，路过安顺府城，结识了哥老会会员方策(竹君)、陈燮春等人，路过兴义府城，结识了郭润生、许可权等人。前在贞丰，他访问和结识了当时“仁学会”留下的会友，如钟振玉、钟振声、孟广炯、陈守廉(南生)、胡刚(寿山)、姜瑞熊、孟广仁、刘希文等数十人。不久，其父调任开州(今开阳市)知州(明代起为州的行政长官，其地位略低于直隶知州)时，又结识了钟昌祚(山玉)、李立鉴、蒋忠信等人。其父卒于开州任所后，百麟返回贵阳。他又结识了周培艺、平刚、张忞、彭述文、蒲藏锋、张铭等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当时贵阳的进步青年组织了—些读书会，百麟与陈守廉，钟振玉、蒲藏锋等发起组织了“自新社”，传播革命知识。

　　一、创立自治学社的前前后后

　　1907年初，张百麟和钟振玉等人入贵州官立法政学堂做学员，结识了教员张鸿藻(安龙人)及学生张泽钧、周培桥、韦可经、黄人瑞等人，并与之酝酿组织一爱国团体，取名曰“自治学社”，随后呈准官厅备案，取得合法地位。

　　为了壮大声势，百麟曾邀请唐尔镛出面领导，唐坚决拒绝，只好转请周培艺(素园，毕节人，贡生出身)，周学识优良，思想先进，他一口答应大力支持。1907年11月，张百麟等在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照相馆(今公园西路)召开自治学社(一般人称为自治党，简称自党，也称西南党)成立大会。会上，百麟发表演说，阐述社章宗旨，说：“吾侪对于瓜分警告，不在乎痛哭流涕，惟在讲求救亡方法……盖国民有一分责任心，知识道德随之增长；国内有一责任国民，国家即多一分力量。吾侪决心坚确，次第进行，救亡问题当不难解决。”当时与会者有张百麟、陈永锡、钟昌祚、黄泽霖、谭西庚、周培艺、张鸿藻、乐嘉藻、陈守廉、张泽钧、彭述文、钟振玉、韦可经，景周、孙镜、周伯良、伍德泽、黄守仁、张泽锦、张德馨、杨寿篯、李泽民、王元藩、刘元勋、方策、刘镇等30余人。选张鸿藻为社长，张百麟负实际责任。

　　全社工作暗分两大部门：一为干部会(政交部)，主管议政，由周培艺任主席；一为社务部，主管行政，由张百麟兼管。这一分工是秘密的，与社章公开的不周。公开方面，以主张“自治”，促进君主立宪为掩护，秘密方面，则在同盟会领导下，以进行革命为目的。自治学社初期，由张鸿藻、张百麟、周培艺共同领导，1909年，张鸿藻辞职，选钟昌祚为社长。社务由张百麟筹划，昌祚付诸实行。全社同志亦认百麟为全社主干(即总领袖》。昌祚对百麟说，“党之得君，如身之有脑。”

　　百麟以发动革命为己任，奔走呼号，席不暇暧，宣导青年走革命之路，不辞口舌之劳。当时，留日的平刚常寄革命书刊回黔，百麟则藉此组织青年研习。为了组建好自治学社，百麟全力以赴。设立会所，扩充分社。筹办学堂，购置校具，发行报刊，购备印刷机器等等，百麟为之大力筹集资金，艰苦备尝。他将岳母、妻子的首饰，如耳环之类，也东意拿出来兑换，用之于资助社务工作。百麟一手筹办公立法政学堂《当时分官立、公立、私立)，以培养人才；一手经营《西南日报》，以鼓吹革命。此时的百麟，可谓“两骖在手，从容揽辔”，使革命走上了发展的坦途。不到两年，自治学社社员发展到1万4千余人。保皇派唐尔镛等暗中示意，马克明、杨文山发起组织一个政党。1909年Z月正式宣布成立宪政预备会(一般人称宪政党，简称宪党)，领导人为唐尔镛(慰慈，举人出身，内阁中书)、任可澄(志清，举人出身，内阁中书)而马、杨二人仅起木偶作用。宪党的成员多为官绅豪阀，世家子弟，属上层士绅，观念保守，与官厅接近。宪党的目的是搞君主立宪，它同自治学社势不两立，常起争端。先是两党在教育总会的搏击，两党机关报的笔战，继而是两党在谘议局选举中的角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百麟首当其冲。

　　自治学社成立后，百麟创办《西南日报>)作为舆论机关。对官绅界不法之人与事，常进行披露、指责，不稍宽容，因之官绅怀恨在心。上年(1908)，唐尔镛、任可澄乘机向即将上任的云贵总督李经羲密告张百麟、周培艺为革命党，在黔谋乱，力请捕治。社员均建议张、周外避，厕百麟有胆有识，兼程奔赴贵阳，往见李经羲，并将连夜赶写的万言书面呈李督，慷慨陈词，使得李为之动容，赞口不绝。事后，李将此事告知当时贵州巡抚庞鸿书(湖南人）；百麟乃贵州难得之人才，应予提拔使用。随后，庞请张主文案，在谘议局与任可澄共事。百麟由此显露头角，驰骋于政界。从此，张、周二人更为庞所倚信。此时，百麟身兼七职，每月收入银子300余两，结果都用之于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