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人心百态(2)
辛亥革命网 2014-04-02 00:00 来源：梧州日报 作者：陈晓雯 查看：
作为年轻一辈的秀才，1907年，陈太龙、林绎曾被爱才的梧州知府庄蕴宽推选到日本留学。受留日学生思想影响，陈太龙也曾在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喊出过“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回国后，陈太龙积极宣传立宪思想，在梧州创办了《广西新报》并任主笔，逐渐成为立宪派的骨干人物。
另一名立宪党人梁廷栋在梧州的名望更大，他与父亲梁嵘椿同中进士，成为岭南佳话。梁廷栋曾因在山东治理黄河有功，升任正四品文官，后因为母守孝而辞官归梧。梁廷栋在梧州大力倡导实业救国，亦身体力行办农庄。
士绅周之济是苍梧人，曾在清朝为官多年，最后一任官职为陕西高陵知府。看到清朝腐败，革命四起，他辞官归故里。虽然不再为官，但年迈的周之济仍热心地方事务，在梧州颇负声望。
无论是梁廷栋、周之济，还是陈太龙、林绎，他们都受清廷福荫，与官场关系密切，这是梧州立宪党人的特点。他们害怕革命党人用暴力推翻清王朝，认为应该劝告清政府采取改良措施，把专制改为立宪，于是，他们利用《广西新报》与革命党人打擂台，反复鼓吹自己的政治理念。
只是他们也逐渐发现，君主立宪制不再适应历史潮流，清廷一再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他们的要求。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由原来的反对转为赞同。
武昌起义爆发后，立宪党人也被卷入到革命中。眼看清王朝大势已去，周之济、梁廷栋等立宪党人重出江湖，到梧州府道署劝说道台沈林一顺应潮流，勿作抵抗。
“如今大局已定，想必挣扎也无益，不如及早和平独立，避免战事，不令地方蹂躏。”周之济的一席话让沈林一心里动摇不少。而后来林绎手拿炸弹，到道署威胁沈林一响应独立，则直接推动了梧州完成反清独立的历史使命。
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人联手，使得梧州和平独立。但是，立宪党人根深蒂固地认同封建朝廷权威的思想，也影响了梧州独立后的政治走向。
梧州独立后，立宪党人获得了“政权重组”的话语权。在梧州宣布独立的第五天，林绎被推举为梧州保安公所所长，几名士绅担任其他职务，随后，沈林一也任军政分府府长。这些梧州独立后的政权机构，后来协助旧官僚镇压革命党人和群众，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人分道扬镳。
３力求安稳的民族资产阶级
在这场改变梧州历史走向的革命中，新兴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活跃其中。
在光绪初年至辛亥年间，借西江“黄金水道”之便，广东商人大量涌进梧州经商，梧州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梧州独立前，银钱、平码、航运、鸦片等几个较大行业发展迅速，资本累积速度惊人。当时，广西贸易额八成以上来自梧州，财政收入的七成得益于梧州的贡献。
辛亥革命前，由于广州革命党人的几次行动，流血冲突事件有增无减，使得不少粤籍商人逃往梧州。这些商人均是带着家人以及他们苦心经营积累的财产来到梧州，不希望再有激烈的战事，这种心理对梧州能和平独立很关键。
这个时期的梧州商人，见多识广，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广阔的信息渠道，对各地的时局变化、形势了如指掌。因此，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梧州的民族资产阶级很快就知晓，并且是以一种开明的态度来接受政权的变更。
虽然多数在梧州的商人不希望再有暴力冲突，但还是有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受到革命热情的影响，出钱出力来支持革命。当时，梧州资本家中，就有陈理卿和一名姓王的富商参与了革命党人的活动，为革命党人提供了经费和场地。
在全国各地纷纷独立之际，民族资产阶级希望梧州能和平易帜。于是，他们以商会的名义派代表到道台沈林一那儿做说客，希望他能尽早交出政权，和平独立以免发生战乱。他们的行动对后来沈林一在几乎没有反抗就交出政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４开始觉醒的普通民众
在辛亥革命发生时，梧州的民众已有觉醒。
1904年，梧州市内的商人小贩，举行了长达半年的抗捐抗税运动，要求罢免知府。1910年，岑溪的农民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捐运动。
事情起源于1909年，岑溪知县尹正举等任意加税，一下子增了烟税、酒税、谷米税、牲畜税……几乎是“遇物征税”。增税章程一出来，举县哗然。官府实行武力收捐，群众也以武力相对抗，82岁高龄的陈荣安领导了这场的抗捐斗争。这场抗争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响应者逾万人，范围超越了岑溪，得到了邻近的二十多个乡圩，以及苍梧、怀集、广东信宜和罗定等县的群众均奋起反击，为辛亥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
梧州举行独立集会时，上千群众明知道有危险，还参与集会。会后，市民用自己的方式支持革命，他们燃放鞭炮庆祝，并纷纷剪去辫子，各商铺更挂出上书“梧州反清独立！”的白旗，全城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参考书目：
《辛亥革命在广西》（罗劲松 著）
《胡汉民自传》（胡汉民 著）
《辛亥革命时期梧州的立宪派》（王延义 著）
《辛亥革命时期的梧州资产阶级》（侯雅云 著）
《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