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去病：一代革命家的一代之诗(3)

　　且夫此主义之势力，固决不能仅及于富豪已也。惜今中国学者眼光如豆，只知埋头读什么法政书，妄想专心致力于国家政府之小方面，而不知研究此人群最密切关系之一大问题耳，故曰有心世道者听者。

　　该文看出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原因在于近代工业发展，“贫富相悬日远”，看出了其产生乃是历史必然，“大势所趋”，看出了它无法“压制”，在数年、数十年之后必将“轰然爆发”，唯一的办法是除“强权”，去“阶级”，行“共产制度”，否则“富豪者”是无法在高楼大厦中“安枕”的。自从1903年孙中山向中国国内介绍“社会主义”之后，自从孙中山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民生主义”后，中国革命党人中谈“社会主义”者日多，但是，谈出如陈去病在本文中所达到的水平者不多。

　　还能说陈去病是“一民主义”者么？不能。他是“三民主义”者，而“三民主义”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主义。

　　3  一代诗人

　　清人赵翼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李白、杜甫的诗是中国古典诗坛的双子星座，将永远在中国诗史上闪耀不灭的光芒，被千秋万代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诵读、吟唱。但是，赵翼所称“江山代有人才出”，则是正确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人。时代变了，发展了，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也就会变化。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历史发生大变革的时期，皇权专制主义的时代结束了，民主共和的新时期开始了。陈去病的诗，南社作家的诗，反映这个时代，唱出了这个时代的爱国者、革命者的情怀，反映出他们的悲哀、愤怒、追求和憧憬，因此，我觉得陈去病和南社作家是一代诗人，是反映中国历史这一伟大转折时期的诗人。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诗歌源远流长，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或杰出的诗人和充满魅力的脍炙人口的诗篇，但是，明清以降，诗坛陈陈相因，拟古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可以说已经到了肉腐羹酸的严重地步。戊戌维新运动前后，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等倡导“诗界革命”，企图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找寻新路。这一“革命”初期，有过“挦扯新名词”的幼稚阶段。戊戌维新后，梁启超推尊黄遵宪，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这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子。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南社作家登上文坛后，由于和维护清王朝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上对立，曾经斥责他们所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为“亡国之妖孽”，但是，南社诗人实际上走的正是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诗界革命”道路。高旭在《南社丛刻》第一集上发表《愿无尽庐诗话》，认为作诗应“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他说：“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近世洵无第二人。然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首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高旭的这段话，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表现了他的诗歌美学追求，这就是，诗歌要表现“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但形式上则应“守国粹”，保留中国传统诗词的格律、形式和语言风格，这正是“诗界革命”的路子。当然，他所说“用陈旧语言为愈有味”则是错误的，写反映新时期的诗，自然应该有，也允许有“新语言”。一味用“陈旧语句”，就是一种“骸骨的迷恋”了。这两年，有些提倡写旧体诗的人主张用宋元时期的“平水韵”，就更是在提倡制造“假古董”了。

　　陈去病的诗，我觉得在事实上走的也还是“诗界革命”的路子。他早期也写过突破旧格律的“新派诗”，如“奋奋奋，伟大国民莫长病。兴兴兴，舍身救国为牺牲”等，也曾经写过《吴三桂借清兵歌》一类的民间俗曲，但大部分作品还是虽写新思想、新感情，却仍然严守旧格律。以口语写白话诗、自由诗，这是“五四”时期才出现的，而且至今似乎不能说取得成功，1958年3月23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曾经说过：“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大洋。”虽是幽默语，却值得思考。

　　1965年夏天，毛泽东在武昌与人谈诗时又说过：“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在辛亥革命时期，就要求陈去病等南社诗人写新诗，提倡新诗是不现实的，超越实际的。

　　1909年，南社在虎丘开成立会，陈去病和柳亚子相约“尊唐”，提倡“唐风”。1917年，南社内部发生唐、宋诗之争，柳亚子受到社中尊宋派的批评，陈去病曾寄诗支持，表示“不懈其初衷”。序言中，陈去病严厉批评的“闽士”就是当时被奉为诗坛泰斗，支持张勋复辟的郑孝胥。有关资料，我早有辑录，蒙亡友朱维铮教授收入其实际主编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第二辑，后来又收入拙著《南社史长编》中，这里不再多说。这两天，读陈去病1927年编著的《诗学纲要》，该书于唐诗，称赞其“盛矣极矣，蔑以加矣”，“如日方中，光华焕发，令人不可逼视”，于郑孝胥等，则斥之为“小生贱儒，罔知别择，委琐龊龌，犹觳然低唱其亡国之音”。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年南社唐、宋诗之争的实质。

　　我在《陈去病全集》序中曾经提出，尽管陈去病“尊唐”，但是，由于时代因素，他实际尊崇的是明末的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张煌言等人。他的诗，慷慨苍凉，多写“哭”，多写“泪”，但是，这是为民族、为国家的大悲、大哀。陈去病将他的住宅厅堂定名为“浩歌堂”，其诗集定名为《浩歌堂诗抄》。这个“浩”字，确实准确地传达出陈去病其人特别是其诗的特点。人们评唐诗，有“唐人气象”之说，读陈去病和南社主要作家的诗，是不是也感到有一种处于艰难竭蹶之中而奋斗不止的革命党人的“浩然”气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