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辛亥前交大的革命暗潮

　　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成功响起之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相继发动十余次艰苦卓绝的武装起义，屡败屡战，百折不挠。其壮怀激烈的革命事迹和荡气回肠的英雄气概，呈滔滔之势席卷全国各地。此时，素具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的交通大学，也开始一反静谧祥和的校园氛围，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许多师生们的思想与行动中都暗合着辛亥鼎革的历史脉动，呈现出浓厚的革命迹象和气息，只等革命火种一燃起，交通大学的反清义举便呼之欲出。

　　一、革命力量的孕育

　　辛亥革命前夕，适逢唐文治监督（即校长）执掌交通大学（时名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作为一位精熟经史文学的名家大儒，唐文治主校期间悉心提倡国文教育固不待言。难能可贵的是，倡行尚武教育，重视体育运动与武术竞技也是他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交大中学部各级学生均须接受严格的兵式体操训练，学校还向政府申领到枪支弹药进行实弹演练，又聘请清末民初名震江南体育界的魏旭东担任兵操教练。他常率领学生到郊外练习:赤日当空，列队跑步，步伐整齐；偶遇大雨，先生岿然不动，若有学生畏缩躲避的，先生立即责备:“男儿不先锻炼躯体，将来何以为国家干城。”闻者为之气壮。在魏教习的训练之下，“只见公学大操场上、健身房里，若干同学健儿，或奔驰追逐，争先恐后；或拳打脚踢，刀来枪往。”着实培养了学生们的战斗意志和尚武精神，此种风气，足以使弱者强健，懦夫有壮志。

　　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在国内陆续发动排满反清的武装起义，清廷对军火枪械的控制极其严苛，学生军训所需的枪支弹药一般都予以取缔。但对交通大学却破例允准。这一方面是由于本校“程度素优，为各学堂之冠”，另一方面则考虑到学校1909年创办的船政航海一科，“预备将来海军射击之需，迥与普通学堂有别”。因此，江南制造局特许给发本校打靶枪支400支及数量可观的弹药。而正在此时，这支朝气蓬勃的“学生军”中已有人具备了革命党的身份。如兵操助教许奇松，是同盟会元老、交大校友的钮永建的学生。后受钮永建的影响，留学日本，倾心革命，参加了同盟会。

图：交通大学技击部部员合影（中立者右起校长唐文治、技击教练刘震南）

　　除了兵式体操训练外，学校当时还开展了田径、球类、技击（国术）等名目众多的体育运动。且各项运动成绩卓然，水平之高，不仅在沪上各校中首屈一指，而且在当时江南六大学（南洋、圣约翰、沪江、东吴、金陵、之江）的相互运动竞赛中也名重一时，向社会各界彰显了青年学生强健的体魄。正是基于交大学生过硬的体能素质，加之具有荷枪实弹的装备优势，一度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视为革命联盟的对象，求援于本校。

　　二、黄兴向交大师生血书“驱除鞑虏”

　　武昌首义之后，战情一度危急。据说当时鄂军都督黎元洪的求援电报直接发到了交大校长办公室，要求交大联合当时沪上的龙门师范、圣约翰书院两校的同学，同时起义并夺取清廷在沪上的统治堡垒——江南制造局。这也许是黎元洪听闻交通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每年的竞技比赛十分了得，而想出的无奈主意。不过，此事另外一种可能性较大。那就是革命党人确实看中本校的体能与军备优势，但不是由黎元洪致电本校，而是由黄兴秘密联系校方。因为黄兴与此时担任交通大学斋务长（负责管理学生日常行为活动）的庄蕴宽渊源极深，加上当时身在武昌前线的黄兴知晓挚友庄蕴宽正出任交大斋务长，有组织和管理学生行动的权力，因此他是很有可能联系庄蕴宽，希望学校配合武昌首义的大势，联合沪上其他学校的学生军，为攻打江南制造局做准备。更何况，据校友陈梦渔回忆，黄兴在去武昌策划起义之前，曾在沪上一个秘密地点向南洋公学师生演讲，当众咬指血书“驱除鞑虏”四字，鼓励大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使师生们血脉贲张，群情激昂，纷纷表示决心参加革命。

图：辛亥革命期间的黄兴

　　三、校内的“中华革命党”

　　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袭来之前，校内其实已存在躁动不安的革命气息与迹象了。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学生们秘密成立了学校章程明文禁止的组织。即以参与学生自治管理或社会政治活动为主的社团——“中华革命党”。该组织约建于1909年，是由当时南洋公学附小学生暗中成立的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的革命团体。

　　据校友周颂贤在其所著的《一个未过河的小卒子》一书中回忆，“中华革命党”的成员共有庄肇丰、陈熊、汪长春及他本人共4位。其中，汪长春是当时是喀喇沁王府派送来上海两位蒙古同学之一，庄肇丰、陈熊都是江苏洞庭山人。庄、陈二人经常用自己精通的反切，教周颂贤如何学习革命党人的谈话方式。即将一个字拆成两个拼音，每一个拼音，再分成二音，使每个字变成四个音，目的就是使革命党人的谈话不被他人听懂。而在交谈内容上，他们的话题大多直指清廷的腐败统治。周颂贤这样回忆道：

　　当时革命党人，因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听任宦官李莲英胡作胡为，把朝廷弄成落后腐败，神人共愤，青年党人都喊：“非杀此妪不可”，我对三人说：“暗杀慈禧，我万分赞成，只是我怕死，不敢开枪。”汪说：“人人怕死，但如果你对慈禧真真恨之澈骨，看见了她必然怒发冲冠，自热而然对她开枪，什么都不用怕咧。

　　虽然这个所谓的“中华革命党”没有严密的组织机构，人员少，无武装，不具备暴力革命的条件，但从成员交谈的言论中，至少可以看出反清排满的革命思想已在学生群体中暗流涌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执掌交大附小的沈叔逵（沈心工）在得知“中华革命党”之事后，非但丝毫不惊，反而还将周颂贤等人视为“知己”，将自己在日本游历时对革命党人的见闻告诉他们：“革命党人彼此通信，预先约定十行纸里，第几行第几字为信中要点，然后在全页空白档子里，加上其他字句，看起来是一张普通的书函，那就绝对安全。”从这种对革命党人联络方式的熟知，不难看出交大师长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潮的波及。这样一来，可以说即将来临的辛亥变局已在南洋公学中具备了广泛的人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