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2)
辛亥革命网 2010-06-30 00:00 来源：国学参考网 作者：章开沅、林增平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章炳麟也是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的那篇沁人肺腑的政论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于批判改良派的君主
从批判康有为的天命论出发，章太炎还正确地指出：“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并且进而论证了革命与立宪的难易问题，认为：二者相校，“革命犹易，立宪批准”。因为，实行君主立宪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上要有有才能的君主，下要有人民的拥护。现在人民普遍痛恨清政府，而光绪又是一个窝囊废，”天下信其最绌矣”。所以两个条件均不具备。至于革命，人民是“合意”的，有才能的革命领袖是从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当华盛顿、拿破仑没没无闻的时候，天下有谁知道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呢？所以，两者比较，还是革命比立宪容易。
章太炎又指出：所谓立宪政治的上、下议院之设立，根本不能解决人民的无权问题。因为在清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下议院的决议，上议院可以否决，而“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而广大人民都是无份的，那里还谈得上什么“议权”呢？
难道中国真的是“民智未开”，不可革命，只可立宪吗？章太炎回答道：否。“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他举例说，明末李自成起义，开始只是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并没有明确的革命观念。但随着斗争的发展，“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从义和团到景廷宾起义也是这样，先是“扶清灭洋”，后来才提出“扫清灭洋”，也是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自立军起事，“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所卖”。现在广西的会党，接受前人的教训，“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这就说明，经过一次“竞争”，后者必胜过前者。可以肯定，将来必然还有超过广西会党的人民斗争。所以，他充满信心地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惧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不仅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而且还是“补泻兼备之良药”。“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
对于革命要流血的问题，章太炎认为：为革命流血是有价值的。事实上，革命固然要流血，难道君主立宪就“可不以兵刃得之耶”？在世界历史上，英、奥、德、意诸国，都是数经“民变”，才得到“自由议政之权”。既然叫作“民变”，就不是仅用口舌所能变，而必须“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旝变也。”这就是必要的“流血”。近观日本立宪之始，也还是经过了这种“血战”的。既然立宪都是“流血成河，死人如麻”，那么，革命流血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
至于革命会遭到外国干涉的问题，章太炎理直气壮地回答：“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问题是革命者敢于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在“献血举义”之时决不能因此而“少沮”。正当“新学发见”、“人心奋厉”、革命刚刚“萌芽”之际，康有为就急急忙忙跳出来，“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气”，这不是别有用心吗？同时，章太炎认为，与外国打交道，“运帧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特别要注意“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这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对于反清与反帝的关系问题，章太炎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不打倒清朝反动统治，而想要中国“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因为，在他看来，“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如果不用“大彗”扫除了“故家污俗”，是不可能求得祖国的独立和自存的。
就是这样，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章太炎坚决站在民族民主革命立场上，对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而对于革命斗争则给予热情的讴歌。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深重压迫下，挺身而出，向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挑战，直斥皇帝为小丑，公开倡言反清革命，这自然要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并且使统治者感到极大的震恐。反动官员们一则说：“章炳麟等大逆不道，世所不容”。再则说：“至章炳麟作《訄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查律载：不利于国，谋危社稷，为反；不利于君，谋危宗庙，为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充分表明了反动统治者愤恨而又惶惶不安的窘困情态，而且也反映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及其序文等作品在政治上的威力。……从1901年到1906年，这是章太炎一生中积极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的时期，他以纸笔为武器，与专制帝王、传统思想进行了勇猛的斗争，留下了“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篇章，因而在国内外知识界赢得了广泛的推重和声誉。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勤奋的文字宣传工作，已经初步打击了保皇派的气焰，扩大了革命舆论阵地，传播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为各地革命小团体以至同盟会的先后成立，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