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清末立宪
辛亥革命网 2011-06-16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李志茗 查看：
立宪政治虽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随着国门被轰开，近代中国人很快就有所接触和了解。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便开始著书立说向国人介绍，如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里都详细论及英美等国的议院制度和总统制度。
天津宫保衙门明信片。袁世凯被清政府封为“太子少保”，所以称他为“宫保”。
袁世凯被视为立宪的阻挠者
清朝真正的立宪之议肇始于20世纪初。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京津沦陷，清朝再次在这场战争中大败，并蒙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时人称为“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
遭此重创，尽管清廷主动进行变法，但朝野上下仍感到新政不新，迫切要求在政治体制上来一番根本上的变革。于是共和与立宪两种政体的选择便成为划分党派的标志，主张前者的就是革命派，而认可后者的即为立宪派。此时选择革命固然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但历史并没有一边倒，更多的人仍站在改良一边，尤其是那些有声望、有地位、有权势的上流人士，他们皆以立宪为挽救清朝、实现富国强兵的唯一条件。也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外立宪派的代表人物都不约而同地撰写文章，鼓吹君主立宪。还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一文，指出世界上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种政体，相对而言，君主立宪最为理想，并且是大势所趋，建议清政府早日实行君主立宪。他还为清政府推行立宪的步骤制订了详细的路线图。而在国内的张謇也写就《变法平议》一文，主张效仿日本，设置议政院和府县议会，同时也提出设置议院的办法。与此同时，清廷不少官员也上奏要求实行君主立宪。最早的是出使日本国大臣李盛铎，随后盛宣怀、赵炳麟、孙宝琦等都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在这些人的宣传和呼吁下，立宪运动勃然而兴。至日俄战争期间，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然而，在立宪诉求成为一时风尚的政治环境里，为什么没能听到以能办新政著称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声音？原因是他尚在观望之中。据张謇《啬翁自订年谱》记载：“以请立宪故，南皮再三属先商北洋，汤寿潜亦以为说。余自金州归后，与袁世凯不通问者二十年，至是始一与书。袁答：‘尚须缓以俟时。’”张不死心，于次年即1905年日俄之战胜负已定、专制立宪优劣立判的情况下，再次致函袁世凯，说“上年公谓未至其时，亦自有识微之处。今外度日、俄之前途，内揆徐、刘之近效，针锋相值，似当其可矣”，并且不惜送出高帽，诱之以声名荣誉，“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
尽管这封洋洋千言的长信深深地打动了袁世凯，他读后大为激赏。但因有戊戌政变的前车之鉴，袁世凯对政治制度改革问题十分敏感，在朝廷定策之前，他还是不轻易发表个人意见。尤其当出洋五大臣在火车站遭革命党人自杀性炸弹袭击后，他以为遭此不测，朝廷会知难而退，不再行立宪之举，所以对立宪的态度更加消极。正因为袁世凯“觇候风色不决”，致使五大臣再次出洋“延宕至三月之久”。后五大臣之一的载泽抵达伦敦，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曾问谁是阻挠立宪之人，载泽回答说：“则谓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可见，袁世凯在五大臣出洋之前对立宪并不是很热心，甚至还有不利于立宪的言行，因而被视为立宪的阻挠者。
转变立场，支持立宪
面对这种情况，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十分着急，力劝他要跟上时代潮流，接受君主立宪主张。“一日余入见，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帝退处于无权，可消隐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达到目的。项城谓：‘中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余力言专制之不可久恃，民气之不可遏抑，反复辩论，竟不为动，且问余至此尚有何说？余曰：‘公既有成见，尚复何词！’退而悒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