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报》被封与辛亥革命的爆发

　　《大江报》创刊于1910年，初名《汉口大江报》和《大江白话日报》，后改名为《大江报》，翌年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编辑是文学社重要成员詹大悲和何海鸣等人。在他们的主持之下，这张报纸成了文学社鼓吹反清革命的主要舆论阵地，其“日著论攻刺时政，鼓吹革命不稍讳”，影响甚广。诚如该报总理胡石庵诗云：“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因此颇为清政府所仇视，湖广总督瑞潋“派探索捕党人甚急，于《大江报》尤忌视”。

　　《大江报》的被封，缘于著名的汉口人力车夫“吴一狗事件”，1911年元月21日，人力车夫吴一狗自汉口英租界汉舞台向怡园一带跑生计时，路遇一英保正（即巡捕），吴即询其欲坐车否，保正并不回答，仅用文明棍向其车一击，吴疑保正欲坐车，遂将车放下。不意车轮误触保正之足，保正大怒，即挥棍击吴，吴不堪一击，当即扑倒在地，方欲挣扎站起，又遭保正足踢数下，旋即毙命。有四华人见之，颇为不平，欲为理论，保正又将此四人拘送巡捕房关押。汉口大智门至一码头，共有车夫3000余人，闻吴一狗被英国巡捕击毙，“而地方官又不为申诉，于是咸抱不平。遂于二十一日晚在华景街一带鸣锣，约定次日一齐向捕头论理。至次晨，有四百余人大声呼喊，至江沿拾碎石向各印捕抛弃。……时有一太平洋行英人在场观看，被石擦破头皮，旋即入内，取枪击毙一人”。后观者益多，竞相掷石，英领事遂调齐水兵一队，“装弹开枪，一响应声而仆者二十一人，伤十四，毙七人”。人力车夫集体罢工，要求讨还公道，却又遭清政府的镇压。江汉关道齐耀珊率军警赶到现场，喝令华人退走。群众见齐耀珊“袒护洋人”，“遂举石击官”，齐左眼受伤，大呼“反了！反了！”此后，瑞潋令第八镇统制张彪“提率新军前往弹压，以解散为宗旨，并颁大令一支饬出告示，有不散者，格杀勿论”。张彪并亲率所部“驻扎各华洋交界街口”，命军队加大对华界教堂的保护。清中央政府也完全站在洋人一边，诬蔑汉口人力车夫罢工“虽系误会生衅，难保无匪徒从中煽惑，乘机滋扰”，并严令湖北军政当局“加意防范弹压，毋令再生事端”。清政府偏袒洋人，镇压民众的态度，激起了武汉舆论界的严厉谴责。全市人民十分激愤，武汉绅商学界36团体集议，反对地方当局袒护侵略者，商界还召开大会，筹议抵制之策。如此，吴一狗事件颇使“中外震动”，“当道通电各省不许评载，而各省报馆遂噤若寒蝉，独《大江报》据实直书，无所畏惮”。《大江报》率先对吴一狗事件作了真实的报道，“不为隐讳，一般社会颇为欢迎”。

　　1911年4月8日，华侨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清广州将军孚琦，温不幸被捕，旋于15日遇害。各报“均痛诋暗杀者之无意识，独《大江》时评鼓吹之不遗余力”。后保路风潮骤起，“摇动湘鄂”，《大江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对清政府顽固派官僚盛宣怀、端方展开猛烈抨击。并发表副编辑何海鸣的题为《亡中国者和平》的时论：“政府守和平，即示割让之意。国民不甘，伏阙上书，不足以动政府，有时大张联合之雄风，倡言种种不承认、不纳税之要挟，然亦藏头缩尾，其和平更甚于政府之对外人。”指出立宪派叩头上书的和平改良主义无补于事，警告国民若不立刻起来革命，必将招致亡国灭种无疑。该文还斥责清政府的宪法大纲是“摧抑民气之怪物”。仅相隔9日，《大江报》又推出署名“奇谈”（即黄侃，字季刚，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先驱者之一）的文章《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其文日：“中国情势，事事皆视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杂，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激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剧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此文一出，深为革命人士所欢迎。

　　《大江报》敢于大胆揭露吴一狗事件的真相，已使清政府如鲠在喉，而后又有如此惊世骇俗之革命言论，更引起清政府的极端仇视与恐慌。瑞潋便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的罪名，下令立即将《大江报》封闭。191 1年8月8日晚，大批军警包围大江报馆，逮捕了詹大悲、何海鸣，并即刻查封报馆。审讯之时，法官问：“此稿从何而来，系何人所作？”詹答日：“此稿经我过目，不能问作稿之人……一切责任均归我负。”法官又问：“汝登此项时评是何意思？”詹答日：“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惊觉，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语。”法官再问：“汝所登时评中有和平改革之无望一语，明明是淆乱政体，执扰治安。”詹答日：“试同政府近年外交，均用和平手段，如片马永租外人，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反美其名词日和平解决。又试问立宪之诏旨是和平而来？抑是因乱而来？”詹大悲义正辞严，法官不能语。

　　武汉革命党人自《大江报》被封后，革命舆论的宣传受到了削弱；詹大悲、何海鸣的被捕，又使革命党人失去了两位重要的领导人。从表面上看，武汉革命党人遭受了损失。然而，《大江报》被封竟迅速在武汉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汉口各团以《大江报》平日敢言，一旦被官场摧残，殊为惋惜。拟即代为辩护，将一切情形陈请湖北咨议局提议，以昭平允，故汉口各界舆论哗然，连日报馆之门口，安慰之纸条，哭吊之短文甚多，足见人心未死，公道尚在也。”可见，《大江报》的影响及其宣传革命的“功效”已深入民心，不仅在舆论上为武昌起义作好了准备，而且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人民群众，特别是那些久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新军士兵对清政府的愤恨，革命气势愈演愈烈。自《大江报》被封后，“同人慨言论失权，益恨专制之野蛮，更发共和之潮热，秘密组织，秘密运动，而当时秉政巨公，严加防范，愈防愈急，愈急愈厉，随激成八月十九日（黄帝纪元四千四百零九年）之盛举，非偶然也”。

　　湖北军政当局了解到新军中有革命党人，深恐出现变故，于是饬令对新军严密监视，如有“思想不轨”和形迹可疑者，或开除，或关押，后来更严禁士兵随便出入驻地，处处布置宪兵、巡警、便衣，并将一部分新军士兵陆续调出武汉地区，准备调外地清军来武汉加强防卫，大有剑拔弩张之势。1911年10月3日，瑞潋召集县和管带以上文武官员的防务会议，决定实行全城戒严。至此，革命党人和湖北军政当局都进入了“临战状态”，一场空前的事变即将发生。9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制造炸弹事发，“机密全泄，名册抄去”。10日，设于武昌的起义秘密指挥机关暴露，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3人遇难。清军按照查获的名册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革命形势愈加严峻，时不可待，当晚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与文学社和共进会有密切联系的士兵们率先行动，武昌起义终于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