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全国设五大支部，重庆占一席

　　1903年的拒俄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爱国到革命的转折点。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革命思想日益传播，进步留学生纷纷回国，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从1903年起，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一批革命小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江浙的光复会。还有湖南的同仇会、黄汉会，上海的爱国协会，福建学生会、对俄同志会，湖北武库、群学社，福建的文明社、汉族独立会，江西的自强会、易知社，江苏的强国会，安徽的爱国会。岳王会，四川重庆的公强会，成都的公德社，云南的誓死会，贵州的科学会。华侨中的革命团体也有了重要发展。

　　改组公强会，成立同盟会重庆支部

　　革命小团体的普遍建立，明显地表现出20世纪初年中国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他们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孙中山先生开始进行建党活动。

　　1904年前后，四川在日本东京的留学生已达四百余人，其中部分学生组织了一个秘密革命团体。当时童宪章也在东京，他作为重庆公强会的代表，主动与该组织联络，“取通声气”。这批四川留日学生积极参与了孙中山先生的建党活动。1905年7月30日，孙先生召开同盟会筹备会，就有四川留学生参加。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不少川籍革命志士参加了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工作。四川的董修武、熊克武、但懋辛、吴永珊(玉章)、黄复生等人担任同盟会总评议部评议员，重庆的李肇甫任执行部书记。

　　在建党活动中，孙中山先生就十分关注重庆地区的革命活动及其在中国西部地区的特殊地位。同盟会成立以后，他对四川、重庆的革命活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具体的指导。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扬子江流域将成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住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因此，同盟会章程规定，在同盟会东京总部下分设九个支部，国内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国外设四个。定重庆为国内西方支部所在地，负责领导四川、贵州、新疆、西藏、甘肃等省区的党务。支部下再设各省区分会。孙中山先生还勉励四川的同盟会员：“革命是一定成功的，我辈应该有这种坚强的信心；又要有不怕失败，百折不挠的勇气；还必须有舍身取义，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不如此那就不能革命了”。

　　当同盟会成立大会之前，1905年7月14日，在东京的重庆公强会代表童宪章、陈崇功等人，就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加入了同盟会。根据记载，童宪章、陈崇功是四川最早的同盟会员。同年，他们“奉中山先生命”，携带同盟会的规章、公约、誓词和计划方略等回到重庆，“征集革命党员”，成立同盟会组织。经过两三年的活动，重庆公强会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因此，公强会立即“推杨庶堪（杨沧白）与朱之洪首应盟约”，改组公强会，成立了同盟会重庆支部。

　　以公强会为中心的革命派人士的宣传影响，为同盟会在重庆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伊始，除原公强会员加入外，还有一些受过封建主义教育并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入盟。重庆同盟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同盟会重庆支部，成推进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

　　同盟会成立时就决定各省成立同盟会分会，下面再设各州县基层组织。当时确定的四川分会会长是黄树中(继是丁厚扶、张治祥)，主盟人(职责是监督会员入会，宣读誓约、履行仪式)是淡春旸、张治、黄复生、董修武四人。但是，直到1905年冬，四川分会长黄树中仍在日本学习炸弹制造技术，没能及时回川，因此，重庆公强会的童宪章、陈崇功就在1905年先期回渝，率先成立了同盟会重庆支部。直到第二年，林冰骨等人从日本回来，才在成都建立了同盟会四川分会，发展组织，开展活动。后来，泸州、富顺等地也建立了同盟会组织，全省绝大部分州县都有同盟会员活动。

　　在这些组织中，以同盟会重庆支部和在成都的四川分会影响最大，前者领导川东地区，后者领导川西地区。到1907年同盟会四川分会组织的成都起义泄密失败以后，同盟会在成都难以活动，形同瓦解，重庆同盟会支部遂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和推进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

　　新式学堂是清政府为培养“新政”人才而兴办的。当时，重庆同盟会员多在学堂任教。同盟会支部成立以后，首先从学堂入手，以教职员和学生为主要对象，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展工作，逐渐控制了重庆教育界，使之成为领导和宣传革命的阵地，培养出了一批革命志士。

　　1906年，川籍同盟会员雷铁崖、邓絮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白话文杂志《鹃声》，重庆的李肇甫等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鹃声》用通俗的白话文揭露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宣传爱国必须革命，革命才能爱国的思想。由于《鹃声》反清爱国旗帜鲜明，遭到清政府严禁而被迫停刊。1907年下半年，四川留日革命学生决定公推吴玉章主持，以《鹃声》为基础，创办《四川》杂志，坚持革命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