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的三次请愿活动

国会请愿代表团合影

　　第一次请愿1909年秋各省谘议局正式开幕。闭幕之前，张謇以江苏省谘议局议长的身份，发起谘议局联合会，邀请各省谘议局派出代表到上海共商请愿进行办法，请朝廷速开国会和速设责任内阁。这时，张謇还发表了《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以为鼓吹。

　　12月间，奉天、吉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代表陆续抵沪，加上江苏省共十六省代表，从12月18日至28日，先后集会八次商议决定，组成33人的请愿代表团——谘议局请愿联合会，公推直隶的孙洪伊为领衔代表，江苏方还、湖南罗杰、奉天刘兴甲、福建刘崇佑为干事。

　　请愿代表团于1910年1月初到北京，16日向都察院递交了由林长民属稿、张謇修订的请愿书，强调内外危机严重，要求朝廷定“一年以内即开国会”。代表团推孙洪伊、刘崇佑、方还等分头拜访王公大臣，呈交请愿书副本，请求赞助。

　　1月30日，清廷发布上谕，对议员代表们说了一些慰勉的话之后宣称：“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之累。”代表们对这次请愿失败早有准备，他们遵循张謇“诚不已，则请亦不已”的方针，决定继续请愿。

　　“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

　　代表们知道第一次请愿组织太小，力量不足，于是孙洪伊等依上海会议期间的成议，着手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

　　这时，恰好在北京还成立了一个国会期成会，声援请愿运动。于是两厢合组为“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总部设于北京，在各省设立分会。该会《简章》，明确以“请求政府即开国会为目的”。并宣称，该会“非到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

　　“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成立后，代表们一半留京办事，一半回省组织分会，要求各省务必多派代表参加，以壮声势。

　　第二次请愿

　　第二次请愿运动除了“谘议局联合会”外，一些教育会、商会及地方士绅、海外华侨等民间团体也加入进来，各省签名参加请愿的达三十万人。6月16日，请愿代表八十余人前往都察院，按不同的社会团体，分十起上陈。另外还向摄政王载沣上了一道请愿书。这次请愿书明白指斥政府对于预备立宪“真诚之意少，敷衍之意多”语气明显地比上次来得激切。代表们在上载沣的请愿书中更痛切陈词:“今日时势，主少国疑，民穷财尽，外患鸱张，饥馑四告，革命党又前仆后起，如燎方扬。民情隔阂而不通，政治敷衍而无实；弭乱救亡之策非开国会果有他术乎？”

　　对此，载沣于6月27日发布了一道词旨较上次更为严厉的上谕，称：由于“财政艰难”、“地方偏灾”、“匪徒滋扰”等原因，无法提前召开国会；还严令以后“毋得再行渎请”。

　　但在上谕发表的第二天，各省即有电到京，要求代表团不可泄气，继续再请。孙洪伊等当即复电：“请愿无效，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

　　两度被拒后，第三次请愿以更大的规模开展起来。

　　第三次请愿

　　7月12日，“湖北省谘议局”、“国会请愿同志会”及绅商学界各团体数百人集会，有人提出，如果清政府仍迁延不开国会，各省谘议局便宣告解散。一向谨慎的张謇也打算亲自出马，组织并率领一个“议长请愿团”赴京，“开第三次请愿之新面目”。

　　8月，“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推举汤化龙为主席、蒲殿俊为副主席，孙洪伊、杨廷栋、周树标、孟森、高崇佑等人为审查员。会议决定：1.联合各省督抚、民间团体、商会、地方士绅及海外侨商，向资政院递交召开国会请愿书；2.请愿书必须加强语气；3.请愿的通盘计划仍由孙洪伊负责与各方代表联络，扩大请愿活动。

　　利用资政院开院的机会发动第三次请愿开始了。这次确实声势浩大，康有为领导的国民宪政会亦派代表参加，梁启超的好友汤觉顿以日本华侨的名义同时上书。孙洪伊鉴于上两次上书都由都察院转呈，单一路线影响太小，不如做多方面上书，在地方上书督抚；在中央上书政府、监国、都察院和资政院。

　　10月7日，请愿团的孙洪伊等六人加上刚刚从天津赶来的直隶代表李长生、温世霖等十七人，前往摄政王府上请愿书。在半路上遇到东三省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正在迎候代表团。赵、牛两青年当场分别割臂割股写血书，表示强烈要求开国会的决心。

　　但代表们到王府时，载沣外出，孙洪伊等决定留下六人准备日夜守候，必面交请愿书并转达东三省青年的热诚。王府的警卫劝令六人散归，六代表坚持不去。警卫电告民政部尚书善耆。善耆带随员亲到现场劝慰，说摄政王数日内不能回邸，他本人保证将代表们的上书当日呈交。这时代表们才将请愿书交与善耆后退去。

　　第三次请愿运动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异常热烈的群众场面。如直隶各界于10月5日在天津举行请愿大会，参加者二千数百人，大会举定入京请愿代表后，列队前往督署，要求直隶总督陈夔龙向朝廷代奏直隶人民的请愿书。在前两次请愿中表现不甚突出的四川省，这时也出现了群众性请愿高潮。10月29日，在省城成都，请愿同志会召集了三千人的大会，通过请愿书后，也列队游行至督署，请总督赵尔巽代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