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的“赤都”汉口

　　后城马路上走过一位伟人

　　亡秦必楚亦亡清必楚。中国的形势在以武昌首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中开始改变了。“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1912年是开元之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尽管不断呼吁各国，却无一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中国开始使用阳历，并过新年元旦；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下诏正式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史家认为：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转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政权更迭的重大事件。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职，南京参议院依法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兑现政治承诺。这于孙中山无所谓让，于袁世凯无所谓夺。但孙中山认为此新生共和国还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民愈不聊生矣！”他不顾包括黄兴在内的本党要员一致反对，推翻基本达成的南北和议条款，力主“北伐”。有资料证明，日本政府在这几个月内给南京临时政府共一千零七十九万元，资助孙中山的“二次革命”统一中国。

　　这年武汉，值得记述的重大事件有江城刮起的“孙旋风”，新生的汉口后城马路上走过第一位伟人——孙中山。

　　“孙先生，打满清。把黄兴，守南京。到湖北，是福星。他说话，我爱听。”4月9日至13日，孙中山应比他年长四岁的黎元洪副总统邀请前来武汉，这是小伢们在街上列队游行齐声高唱的歌谣。是时，孙中山偕卢夫人和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乘“联鲸”、“湖鹗”兵舰到达汉口码头，由第二镇统制王华国在江汉关码头率队迎接，旋换乘“裕川”轮渡江到武昌。11日，孙中山从武昌到汉阳视察了还没复工的汉阳兵工厂，前往龟山南麓为辛亥革命烈士丛葬之处扫墓献花。这天他还由武圣庙码头过河到汉口，由夏口公署团在码头迎候，起坡后乘马车穿过存仁巷走后城马路直到英租界，巡看被火焚烧后的汉口市街（据说还到了古德寺）。出席了汉口报界联合会等15团体举行的茶会。12日，同盟会湖北支部召开大会欢迎孙中山，会场设汉口河街广东商人经营的熙泰昌茶栈(一名广东会馆)，孙中山照例发表了激情演说。随行的宋子文带着相机，拍下了孙中山与黎元洪等150人的大合影，晚宿清理阳夏公产局。 孙中山13日又登船至汉口日租界起坡，乘马车去凭吊了古德寺和六大堆无名烈士墓。即从汉口码头回上海。

　　这是孙中山“1894年，到京津，南归汉口”之后的武汉之行，除了慰问武昌首义革命志士，还有考察武汉的意味。孙先生对满目疮痍的武汉三镇，“不胜燎原之痛”。应汉口绅商宋炜臣等呈请，他曾令内务部筹划复兴汉口市场，“务使首义之区，变为模范之市。”孙中山《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中规划了一幅理想蓝图，“革命是从破坏中求建设，武、阳、夏三镇宜连成一片。汉口为商业区，汉阳为工业区，武昌为政治文化区……若以之建设，亦是理想上之城市。”并特别强调了汉口地理位置的重要与便利，“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但是，由于政局动荡，“孙大炮”的美好想象成为纸上空谈。立宪运动领袖、新兴实业家代表张謇曾被孙中山邀请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然而，南京会面后张謇反而更坚定了弃孙投袁的决心。他对孙中山的评价仅仅四个字：“不知崖畔。”说白了就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没谱。

　　民国六年（1917年）７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政府，任大元帅，与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礼，中华民国的分裂或分治由此开始。孙中山最擅长的还是搞革命运动。民国十一年元旦，在苏俄代表马林的支持下，孙中山在桂林举行“升旗礼”，废弃了南京议会通过的“五色旗”，将“青天白日满地红”定为民国国旗。“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国有太多人热衷于改朝换代，只有内战不已，打出一个“真龙天子”来方作罢休。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陷入空前规模的内乱之中。如同年六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所述：“民国十一年七次战争，前五次是民主派和北洋军阀之理想及势力冲突，后二次是军阀内讧。”

　　辛亥革命的一大成就是在中国开启了政党政治。民国元年８月中国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隆重成立，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秘密召开，至少有五位代表从汉口码头前往上海赴会，会议地点也在汉口人的旅沪寓所。“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在城市酝酿，辛亥革命完全成为过去式。

　　北伐胜利，武昌汉阳拆城

　　1923年伊始，武昌首义之后似乎沉寂下来的武汉又开始成为全国的热点，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发生了，共产党人从汉口正式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民国初的政治乱局又一次把汉口卷入漩涡的中心。这座城市在二十世纪20年代中国的地位，像围棋盘上的天元，处于风云激荡的时势热潮和政治角逐中。

　　民国十四年（1925年），应冯玉祥之邀北上的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给国人留下一个可怕的恶词：“肝癌（实为胆管癌）”，据说还留下“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政治遗嘱。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和主张，也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此前，孙中山已下令将国民军改为“党军”，以大元帅名义发出动员令，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其追随者蒋介石开始奉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民国十五年（1926年）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通过出师北伐案，以推翻军阀，统一中国。在那之前，中国发生了护国战争、直皖战争、直奉战争，至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要“打倒军阀”，中国的内战更多更惨烈。这里用得上一句古希腊格言：“能打倒一个暴君的，一定是更暴之君。”

　　1926年７月18日，汉口慈善会致电向全国告急：“入夏以来，连旬霪雨，暴发山洪，监利、黄梅、广济等县，堤均溃决，数万哀鸿，随波逐流，请速予赈济。”其时直系军阀吴佩孚正在忙于调兵遣将，布防湖南汨罗、岳州，阻击国民革命军北伐。８月２７日，吴佩孚自汉口渡江，在武昌徐家棚火车站赴汀泗桥前线，在渡轮上这位吴大帅还赋诗一首：“才游塞北又江南，坐罢火车上火船。塞外风云能蔽日，江中波浪更兼天。但凭豪气撑古今，那怕贼兵过千万。寄语江南诸将士，奋身踏破洞庭烟。”没过几天，北伐军已呈总攻武汉三镇之势。９月６日，吴佩孚的军队在汉口大智门至循礼门一带乘车北逃，凡特别快车旅客一律退票，专运败兵。第二天，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前悬满了革命标语北伐军攻占汉口，由硚口搜索前进至后城马路、济生马路一带，报纸报道：“市民空巷出观，或鸣鞭欢迎，或拍掌示意。”

　　有照片显示，1926年9月7日，国民革命军攻克汉口后巡行于中山马路，士兵们每人身后拖一只南方的大斗笠。

　　围攻武昌城历时40多天，人民不堪其苦。长篇小说《白沙洲芦家》写到了这段史实。“国民革命军屯兵武昌城下，蒋介石、李宗仁等在洪山指挥攻城，从8月26日开始，就将武昌城团团围住，进不能进出不能出，城内约20万人一铞子煨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武昌商会的左仁亲及一衣带水的汉口商会的周星棠、贺衡夫出面找两边代（调）和，攻守双方最后同意：10月3日至6日打开武昌平湖门放人出城，由商会派船把市民接到汉阳鹦鹉洲。著名作家方方的《武昌城》也以此事件为素材，实际上这段往事已鲜为人知。战争过后，人们恨透了城高墙厚的武昌城，强烈要求拆除，以填平濠堑，“为扫除封建时代之息壤。”明朝洪武年间周德兴增拓修建的固若金汤的武昌城万劫不覆，仅留下中和门。“若登上武昌的蛇山，放眼望去可见鳞次栉比的屋脊瓦檐、高耸雄浑的城门等城景。（日内田佐和吉《武汉巷史》）”此景不再。同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复的汉阳新城也开始拆了。武昌和汉阳的人特别羡慕汉口是“岔”的或“敞”的，早十年就不受城墙的约束。

　　几家欢乐几家愁。10月10日“双十节”庆祝大会，在汉口华商跑马场的10万以上群众，听到蒋介石总司令的北伐军攻破武昌城的消息，欢呼踊跃，纷纷走上后城马路游行，盛况空前。各机关、工厂放假一天，还在汉口宁波同乡会开了庆祝会，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汽车队飞撒传单，街口遍悬标语。晚上则举行提灯会、游艺会，十余座电灯牌楼熠熠生辉，汉口俨然“不夜城”。

　　红色的风暴，内战的风云，武汉这座城市再一次引人注目，在大革命时期出现了政治高峰。“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汉口见证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短暂蜜月。

　　汉口，像它的夏天一样热得发烫

　　1926年10月20日，汉口市成立，由33岁的广济人刘文岛任市长。张之洞以古名所称的“夏口”厅、县，汉口人总不喜欢，而宁可叫汉口镇，现在当然乐于叫汉口市了，况且还是特别市，比江夏县改设武昌市要早一个多月。汉口市政委员会财政局成立，设址河街（沿江大道）。当时汉口集会，一般在汉口市政府附近的济生三马路，那里有广阔的空坪。济生三马路举行的最大规模集会有汉口各界30万人，那是欢迎第一批从广州迁汉的国民政府委员。

　　1927年来了。据本地气象志记载，1927年4月29日武汉的气温达到了35.3摄氏度，是1907年至今百年以来的本埠同期气温的第二位。除了天气之热，更有政治之火。有一则统计，1927年中共党史上的17件大事，竟有9件发生在武汉。革命使这座城市在1927年的中国拥有了政治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日夜盘旋在这个城市上空“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呼号，无疑也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具战斗精神的呐喊。激情满怀的汉口成为那一年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没有之一。

　　风云际会，国民政府分批北迁武汉，当时粤汉铁路未通，又因湖南军阀赵恒锡不允过境，从广州到汉口要经过南昌，据说有一批被总司令蒋介石截留在“洪都（南昌）”了。元旦这天，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将汉口、汉阳、武昌划为京兆区，武汉市第一次作为行政区域称谓出现。在武昌南湖举行的阅兵典礼上，宋庆龄的上海口音讲道：“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武汉地当全国中心，古有九省通衢之称，而且又是辛亥首义之区，国民政府设在武汉有很大的号召力。”武汉人或许为有过“准帝都”的历史而自豪。“国母”宋庆龄的讲话肯定羸得暴风骤雨般的掌声，说出了在场者的心声。民国建都武汉其实也是很多人的想法。担任过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宫崎滔天日记中写道：早在1897年，孙中山就开始设想未来中国的定都及大都城建设。提出：“仆常持一都四京（五大镇）之说：武汉（都）、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南京（广州）、北京（顺天）。”当时持这种想法的不乏其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康有为在《请设新京折》中写道：“武昌扼江汉之汇流，为全国之中地，人民辐辏，远近适均，出海而争，进退皆宜，比于北方长安、河洛之塞，南方金陵、临安之偏，较为胜地，今营新都，武汉似可。”宋教仁、章太炎等都是力主过在武汉建都的。

　　1927年1月12日蒋介石由南昌抵汉，次日出席汉口欢迎会，18日离汉。据历史学家刘玉堂披露，武汉人特别邀请蒋介石来作国都考察，他刚下汉口火车站，就受到上万群众的迎接，街上打出的大幅标语是“欢迎蒋主席把都城定在武汉”，这是武汉人想造成既成事实，蒋介石心里明白却另有打算。

　　1927年3月21日，共产党组织的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蒋介石急忙进军上海，并占领南京，接着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在南京也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于是，当时中国，“宁汉对立”，加上张作霖的北洋军阀政府，呈现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三国志”。

　　在这种背景下，“上海的大批乘客涌向码头，往武汉的船票顿时成了抢手货，船票价格猛涨。……虽说如此，仍有许多‘生意人’把船票抢购一空，匆匆登上长江轮船，前往武汉。”据叶永烈记述，西上武汉的这些“赤色人物”有陈独秀、陈绍禹、李立三和罗亦农等，跟六年前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东下上海参加“一大”呈反方向的“定向运动”。其原因一上汉口码头就明白了，街上到处都是“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这里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天下，称为“赤都武汉”。

　　汉口，像它的夏天一样热得发烫。有许多历史事件开始加上“汉口”前缀词，如反英的汉口“一·三”惨案、反日的汉口“四·二”惨案。除了武汉国民政府在汉口南洋大楼办公，中共中央机关及宣传部等也在汉口设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往汉口；有恽代英、董必武、毛泽东、吴玉章等参加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都府堤开幕后转入汉口黄陂会馆正式进行。世界性的太平洋劳动大会、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相继在汉口召开；陈独秀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住宅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汪精卫在汉口进行“七·一五”分共会议；接着是汉口“马日事变”的发生，汉口“八·七会议”的召开。“宁肯错杀三万市民，不留一个Ｃ·Ｐ”的叫嚣在汉口喊得山响。反正中国现代史上几乎所有的名人（包括共产党的“十大元帅”）都汇集于汉口、武昌。各国驻华新闻记者也纷纷来汉视察

　　这年4月正式成立三镇统一的武汉市市政府。7月省市改制，汉口又独立建市，称汉口特别市。朝令夕改，是那年月的政治常态，汉口以不变应万变。

　　民国十六年的“双十节”比较惨淡，形势急转直下，空气非常紧张,环境十分恶劣。在武昌阅马场红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大礼堂仍然召开了一个纪念会，前文学社社员、国民党左派詹大悲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回顾了武昌首义之光荣，对革命党人的胜利纯属偶然之说痛加批驳。詹大悲悲观地说道：辛亥革命以后的情况很不好，不但距离革命的理想很远，甚至与革命的理想背道而驰。革命的人已杀的弄得尸骨没有人掩埋；活着的人也不免穷困潦倒。倒是那些残杀革命党的人，却大享其革命之福，大做其革命之官！这段话成了他的“墓志铭”。两个多月后，他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青年部长李汉俊在汉口日租界中街（胜利街上段）下棋时同被逮捕，于当晚在空场（焕英里）杀害，并在后城马路水塔下暴尸三天。第二年伊始，共产党秘密机关汉口裕泰旅馆、小董家巷下巷8号、慈德里22号等被破坏，汉口市委书记马俊三等“三百九十几人以上”牺牲；省委常委夏明翰、省委党刊《大江报》主笔向警予在汉口余记里广坪被枪杀，血洒在春天的阳光里。一直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２月，还有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汉口济生善堂广坪等地遭屠戮。

　　至此，国共之间脆弱的合作戛然而止，残酷的政治斗争终于合上了血腥的黑幕。“赤都”汉口归入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