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间杭州绅商两界的筹办团防

　　辛亥鼎革前夜，特别是武昌起义爆发后，对期望保留既存秩序的地方势力而言，如何维持社会治安并防范可能发生的革命党起事，可谓其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在此情形下，一个甲子之前因太平军兴而开始大规模推行、随后历次内忧外患时亦无不实施的团练策略再度被许多官绅视为救命之稻草。只不过这一次，官府的自顾无暇使得筹办团防从以往的“官督绅办”一变而成为社会精英的自救行动。其间，杭州绅商两界筹办团防的过程便很能体现该时期的一般情形。

　　作为辛亥革命时期体制外力量维护旧秩序的努力，杭州绅商两界的筹办团防在短短两周内经历了一个欲合终离、纷争不断的过程。由于各自的财力和人力均告匮乏，急于恢复社会秩序的绅商两界谋求合作。不过，筹费方式和组织形式上的分歧及其引发的激烈冲突令合作迅速破裂，而绅学界“献媚官厅”的迹象进一步激发了商界独立办团之心，从而断送了双方二度合作的可能。随着社会秩序的不断恶化，分别筹办“民团”和“商团”的绅商两界均能感受到革命的日益临近。

　　武昌首义后的杭州乱象与办团呼声

　　自武昌爆发新军起义和战事日趋激烈的消息陆续传到杭州后，当地市民即陷入巨大的恐慌。据《申报》报道：“杭垣因鄂乱日烈，地方戒严，商民惊扰，岌岌不可终日”。社会恐慌迅速波及杭州的金融秩序。10月20日的《申报》报道称：自武昌事起，杭州“人心惶惧，钱业同行因城厢殷富纷提存款购藏赤金，或竟埋现洋，以致银根日涸，商市濒危”。为维持杭州市面货币流通数量，商界极力寻求脱困之法。杭州商务总会要求“一律停运现洋出境，以维市面而保大局”。与此同时，银号、钱庄两业全体业主于10月19日聚于商务总会，敦促总理顾松庆、协理王锡荣向巡抚增韫“借拨库帑”。

　　伴随这种混乱金融秩序的，是革命党即将在杭州发动起义的风传。武昌起义爆发后，当晚，消息即传到杭州，各地“义师四起，浙江全省震动，官场惶恐情形已达极点”，革命党亦潜入杭州筹划起事。10月11日，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陈其美亲自赴杭，先后与同盟会会员褚辅成及新军将领朱瑞、顾乃斌、吕公望等密议。另一边，业已嗅到革命气息的巡抚增韫采取了一系列防范举措，除了增强城门、街道、车站、船埠的巡逻力量外，还下令对重要机构严加警戒。

　　鉴于城内局势愈发不安，加之9月以来多地出现灾民抢米事件，谘议局和工商界均发出赶办“民团”以维护治安的呼声。在10月19日举行的谘议局临时会议上，“赶办民团，以维危局”被作为四项议案之一由议长提请巡抚批准。筹办团防一事于10月22日被杭州城内的精英们付诸实践。

　　走向分立的民团与商团

　　10月22日午后，杭州城内的绅学界代表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召开旨在“赶速成立”民团的大会。此次会议，到场165人，除谘议局议长陈黻宸、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徐定超等绅学界代表外，巡抚增韫、藩司吴引孙等亦作为官厅代表莅会。大会议题共5项，分别为报告发起民防宗旨、推举临时议长、提议组织办法、筹款方法、选举总理和副总理。出席者皆认同组织民团旨在保卫治安，并在第二项上迅速达成一致，但于讨论“定名”和“机关”时因多有分歧而用时甚久，“装械”问题亦因有人“恐官厅怀疑”而迟迟无法定论。在会议陷入僵持之际，增韫关于民团“正宜及时赶办，以辅官力所不逮”和允诺提供库存枪械的表态迅速扫清了会议障碍。随即，众人表决将办理“民团”机构定名为“全省民团总局”；枪械即暂用库存来福枪，日后不敷分配时由各属“缴价请领”；议定“开办费”由官厅提供，“常费”则由各地自筹；团勇名额待机关成立后再议。在最后一个环节，众人投票选举因办理浙路和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博得盛名的汤寿潜为“全省民团总局”总理，谘议局议长陈黼宸为副理。

　　就在杭州绅学界代表群聚两级师范学堂筹办民团的同日，商务总会亦召集各业业董集会商议筹办商团事宜。由于在讨论中意识到绅商两界在经济、人才方面“双方俱绌”，商务总会转而决定“联合各界，合并组织，不分民团商团”，并刊发紧急传单，延请绅学界代表于24日下午一同“续开大会”。

　　令商界失望的是，在24日下午二百余人参加的联合会议中，双方在建立何种组织和如何筹集经费问题上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关于组织问题，绅学界代表声称既为“防匪起见，务须实事求是”，坚持建立民团。商界代表则“以金融恐慌，才财两绌”“只求范围缩小”，不再主张商团，转而提议创办“守望会”，“只须每十家雇人打更，此外一概可以废去”。他们对于绅学界组建民团之议“全体均不认可”。双方各执一词，“抗争多时，意见已多冲突”，只得暂停讨论。

　　在绅商两界筹办团防的过程中，双方虽有维护治安的共同诉求和经济人才“俱绌”的不足，但因绅学界提出“以资本大小为捐数多寡”这一不利于商界的筹款方式和激进态度，使得双方合作办团的前景蒙上了浓厚的阴影。在此情形下，民团总团长寻求官方控制之举不但令绅学界不满，更进一步激发了商界独立办团的意识，从而最终宣告杭州绅商两界联合筹办团防的失败。

　　革命动员

　　10月28日本为商界计划召开商团成立大会之期，但当天凌晨旗营内突然施放空炮和驻扎鼓楼的巡防队“密运”大炮上楼不但陡然加剧了市民的恐慌，还因此耽延了办团进程。随后一位不速之客的到访令商务总会在筹办商团问题上又平添了几分踟蹰。29日上午，一郑姓商人来到商务总会门前求见协理王锡荣。其人自称原籍浙江秀水，长期在湖北兵工厂任事，不久前来杭寓居。因见城内金融恐慌、市面危急，特建议商务总会出面维持大局，并表示若总会现银支绌，尽可向湖北军政府所设“中华银行”借助。此外，他还谈及杭州绅商两界在办团过程中虽“微有意见”，但“值此同舟遇风之际，仍望捐除介蒂，合谋进行”，甚而提出可请上海商团派员来杭“帮同教练”“以谋速成”。

　　从其提到“中华银行”和“军政府”，以及主张向已倾向革命的上海商团求助来看，郑姓商人来杭的目的十分明确，即在于动员杭州商务总会尽快建成商团以便发起革命。不过，面对郑商的“侃侃而谈，义愤形于词色”，并无革命之心的协理“惶遽万状，始终唯唯，不发一语”。

　　革命势力的接连动员令商务总会在筹办商团问题上犹豫不决。此时杭州城内的紧张气氛已至临界状态，任何风吹草动均能令人产生革命已至的错觉；另一方面，城内众商借助商团稳定治安的强烈呼声也对商务总会构成极大压力。最终，商务总会决定先招团勇160名，于上城设6处分所，中城和下城各设3处分所，各举业董担任稽查。此外，拟出《简章》24条。至此，商团的筹办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另一方面，绅学界在接连遭受陈汉第逃避任职和商界拒绝合作的打击后，其筹办民团的努力再度经历了一番曲折。先是，在浙路总理任上因弹劾盛宣怀而被免职的汤寿潜决心不再参与地方大事，故对“全省民团总局”总理一职力辞不就。经巡抚增韫和将军德济会同电奏，清廷先是于10月29日赏给汤寿潜四品卿衔，次日又令其总办浙江全省团练，方使汤寿潜接受任命。随着汤寿潜的履任，此前的经费难题亦迎刃而解，舆论亦乐观地认为民团“不日即可成立”。然而，随后绅学界筹办民团的过程却连遇小挫。先是团勇名额从600人缩减为300人，开办费亦从10000元缩减为8000元。11月4日，谘议局向官厅递上给发执照的呈文后，竟遭到几位领衔署名绅士的群起反对。在呈请官厅这一重要事项上闹出乌龙，显示出谘议局内部在筹办民团问题上仍有严重分歧。

　　杭州民团与商团在各自经历了一番曲折后，均走到了成立前的最后一步。但此时革命的脚步已不再给绅商时间。就在绅学界向官厅呈请发给执照的4日当晚，驻扎城内的新军工程营率先发动起事。随着城外的两标新军攻入并先后占据军械局和抚藩道各署，并于11月5日晚7时迫使旗营缴械投降，杭州在武昌起义25天后宣告光复。

　　结语

　　透视辛亥革命时期杭州绅商两界筹办民团和商团的努力，不难看出随着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逐步向现代转化，地方精英的筹办团防亦表现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除利用谘议局、商务总会、报刊媒介等现代动员手段外，作为通商口岸新兴的城市精英，支持“新政”“立宪”的绅士和经营现代工商业的新式商人取代以往的乡绅成为筹办团防的首要领导者。双方既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共同期望，亦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迥异的政治态度。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城市精英筹办团防时的民团与商团分立并非个例，除杭州外，苏州、上海、广州、无锡、重庆亦同样如此。

　　杭州民团、商团分立背后绅商两界的冲突表明，尽管清末绅士与商人的合流日渐显著并形成“绅商”这一重要的过渡性社会力量，但在共同趋势下，不同地区绅与商的关系仍存在差异性。辛亥革命时期的杭州，似乎并未出现一个明确且得到公认的“绅商”群体。在时人眼中，杭州绅与商之间的界限仍然清晰，从事商业活动的绅士仍被视为绅界人物，只有纯粹的商人才被视为商界人物。正由于绅商两界未真正合流，才使辛亥革命时期杭州团防的筹办经历了短暂而曲折的历程。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