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辛亥革命中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由他亲自起草的《兴中会宣言》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响亮地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呼喊。

　　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满怀豪情地展望：“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无数革命先驱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辛亥革命虽然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为无数志士仁人继续探寻救国之路奠定了基础，也激励着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勇敢地奋斗。110年来，“振兴中华”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强大而奋斗。

　　谨以此文——

　　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45周年！

　　纪念辛亥革命胜利110周年！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它标志着辛亥革命的胜利！

　　辛亥革命是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它开创了近代中国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政体的结束，建立起共和政体，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和中国社会变革。

　　110年前，毛泽东曾亲身经历了这场革命。他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并明确地把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看作是“共产党的前身”（见《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他高度评价孙中山：“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论》）

　　一、第一次发表政见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最后一期的高小学业，离开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前往长沙求学。

　　1911年春，毛泽东挑着行李步行来到湘潭，然后到湘江码头乘小火轮来到长沙。之后，经老师贺岚岗先生热心推荐，毛泽东顺利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

　　长沙是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毛泽东从乡间第一次来到省城，看到这里人口多，地方大，市面热闹繁华，眼界大为开阔，心情异常兴奋。他一面刻苦学习，一面留心观察社会。革命党人的反清救国宣传，很快吸引了这位血气方刚、胸怀远大的热血青年。在学校里，他第一次看到同盟会员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并成为了它的热心读者。

　　有一天，毛泽东从《民立报》上看到一则消息：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武装起义，黄花岗72位烈士英勇殉难。他心情非常激动，方声洞、林觉民等烈士为革命献身的事迹和精神，深深地感染了他。他后来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及此事时，曾说：“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

　　通过阅读《民立报》，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他回忆说：“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段。”

　　毛泽东热烈拥护同盟会的纲领，并深受鼓舞。激动之下，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政见”，当时“思想还有些糊涂”，“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因此，他在文章中公开提出，推翻腐朽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做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校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二、带头发起“剪辫子运动”

　　1911年4月，清政府颁布了所谓“铁路国有”政策，把粤汉、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出卖给外国人，继而又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这种卖国行径，遭到了全国热人民的强烈反对，湘、鄂、川、粤等省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5月，湖南各界召开了万人抗议大会。随后，长沙各学堂相继举行罢课活动。

　　当时，毛泽东正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异常激动。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也是这许多人里的一个小卒。我们学校里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地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的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的长袍卸下一丢，说‘快习兵操，准备打仗’。反清情绪日益高涨，革命的潮流势不可挡。”

　　为了表示与反动、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彻底决裂，衷心拥护革命，毛泽东提议同学们立即行动起来，马上把留在头上的辫子剪掉。当场就有十几位同学表示响应。毛泽东和另一个同学带头剪掉了辫子。但是，关键时候，那些在会上曾表示赞成剪辫子的同学却动摇起来，迟迟不肯动手。

　　毛泽东对这种不守信用的行为很不满意。他认为，要革命就得有勇气，有决心，不能迟疑不决，不能只说不做。于是，他和另一个已剪掉辫子的同学一起，采取“出其不意”的办法，拿起剪刀，强行剪掉了十几个同学的辫子。

　　1936年，面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毛泽东侃侃而谈，讲述了这个“剪辫子”的故事：“由于修筑川汉铁路，而兴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在我的学堂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为了发泄排满情绪，他们反对留辫子。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去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不守信用。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毛泽东提到的这位守信用的“剪辫子朋友”，就是胡崇诚。

　　胡崇诚（1894—1964），号松茂，又名霜梅，湘乡龟灵桥（今双峰县梓门乡）人。早在1910年毛泽东就读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时，胡崇诚就在该校读书，二人同班，交往颇多。1911年春，二人前往长沙，一同考入湘乡驻省中学预科班读书。

　　辛亥革命爆发时，为反对腐朽的满清政府，毛泽东在学校带头发起“剪辫子运动”。胡崇诚在班里率先响应。接着，班上其余十多名同学纷纷响应。然而，临到剪辫子时，其他同学都退缩了，只有胡崇诚遵守诺言，与毛泽东一同剪掉了自己头上的辫子，接着又强行将其他十余名同学的辫子剪掉。这一举动，当时在学校震动很大，被视为大逆不道，遭到学校守旧势力的反对。当校方追问是谁带的头时，毛泽东挺身而出：“是我领的头。”校方质问：“为什么要把辫子剪掉？”毛泽东理直气壮：“讲卫生，反封建！”校方无可奈何，只好给他以“记大过”处分。所幸校长杨伯鸿思想开明，网开一面，才“未加深责”。

　　武昌起义后，湘乡驻省中学堂停办，毛泽东毅然参加湖南新军，半年后退役，考入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胡崇诚则在辍学半年后，于1912年下期重新回到湘乡驻省中学读书，1915年毕业。之后，他回到家乡，先在龟灵桥正公祠堂教了几年书，然后弃教从医，成了当地有名的中医。

　　新中国成立之初，胡崇诚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写了一首七言律诗《感怀故人》，寄给毛泽东：

　　懊悔当年志不豪，嶙嶙傲骨有谁招？

　　一轮明月照清影，盖世英雄是旧交。

　　读共星沙倡剪辫，病居斗室犹挥毫。

　　而今两地遥相望，伏地孤松凤在霄。

　　毛泽东收到胡崇诚的诗作后，甚为高兴，于1950年３月14日，拨冗作复：

　　崇诚学长兄：

　　去年旧历九月十八日大示获悉，极为欣慰，迟复为歉。承惠瑶章，弥见推爱。尚祈时赐教言，以匡不逮。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Ｏ年三月十四日

　　三、参加湖南新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经过激烈战斗，“革命政权在武昌正式建立”，从而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此时，湖南局势十分复杂，湖南巡抚宣布长沙全城戒严。

　　“革命之火”烧到长沙后，革命党人来到湘乡驻省中学，向全校师生发表激烈演说，号召大家起来拥护革命，建立民国。会上，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革命党人的主张。听了这次演讲后，毛泽东的所有迷茫都被拨开了，他的心情与同学们一样非常激动。对于这场革命，他觉得不能袖手旁观，应该立即付诸行动。

　　经过四五天的认真考虑，毛泽东决定：放弃读书，投奔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革命军，用当兵打仗的实际行动来支持这场革命。毛泽东开始着手寻找武昌地形图，并向同学借了一些路费，又约了好几个同学准备一起去武汉。他听说汉口街道潮湿，还特地向一个在湖南新军里作事的朋友去借了雨鞋。

　　湖南新军当时驻扎在长沙城外。这天早晨，毛泽东从学校出发，徒步来到城外。正要去找那位新军朋友，却被防守的士兵拦住，毛泽东只得怏怏而返。

　　10月22日，焦达峰、陈作新率领新军进城，攻打巡抚衙门，毛泽东立即爬上一个高阜去“观战”。他关心着战局的变化，看得很投入，直到新军攻下抚合衙门，他才回到学校。这时学校的大门，也已由新军派人守护着。

　　第二天，起义新军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新政府设在省咨议局的旧址。焦达峰、陈作新分别被推为湖南都督和副都督。

　　长沙起义胜利后，立即招募新兵，扩大队伍，准备派兵北上支援武昌，以与南下的袁世凯军队对阵。当时，长沙城中的庙宇、公所、客栈，到处高悬着招兵的旗帜。人们踊跃应征，特别是城市贫苦居民和近郊农民，纷纷报名参军。其中有许多青年学生，还成立了一支学生军。

　　毛泽东觉得学生军的基础不好，要干革命，就要准备打硬仗，还是要参加正规军。于是，毛泽东便去报名参加革命军。

　　根据当时的规定，参军需要担保人，刚从学校出来的毛泽东人生地不熟，找不到担保人，就与负责招兵的人争论起来。毛泽东的辩论能力极强，几句话便将对方辩得哑口无言。此时，正在一旁看热闹的目（班长）朱其升，禁不住为毛泽东有理有据的辩论所折服，便叫上副目（副班长）彭友胜，一同当了毛泽与的担保人。就这样，18岁的毛泽东在登记本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毛润之。正式入伍，开始了近半年的辛亥革命军生涯。

　　对于这段经历，毛泽东曾回忆说，班里有一位铁匠和一个矿工，很快就成了他的好朋友。他说的铁匠指的是朱其升，矿工自然是指彭友胜。

　　毛泽东参军后，被编入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成了一名普通的列兵。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投军，一切都使他感到新鲜。当时，他已18岁，身材已长得相当高大，青春焕发，体格健壮。开始，毛泽东并不习惯沉闷、呆板的军队生活，他有话喜欢说个痛快。有一次，他和士兵讨论一个问题，驳得对方哑口无言。为此，他挨了副目彭友胜的批评——说他太逞强好胜。

　　上操课时，毛泽东从不马虎，每个动作都做的很认真。正、副目（正、副班长）见他身材魁梧，单个动作也很标准，便经常要他做示范，或要他带几个列兵“开小灶”。很快，他便习惯了军队中紧张、艰苦的生活。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掌握了军队中训练的各项基本课目。

　　四、初次接触“社会主义”

　　当时，新军士兵每月的薪饷7块银元。毛泽东收到薪饷后，除掉吃饭等开销外，还剩下4块左右。这些钱毛泽东一分不留，全部用来订报纸。每张报纸，他都逐面一字不漏地看完。他渴望从报纸上看到武昌、北平等地革命军的消息。对于报上的新闻、政论和反映社会问题的各种文字，他极感兴趣，阅读尤其认真、仔细，被大伙称为“报癖”。毛泽东常说，报纸是一种百科全书，从报纸上可以得到许多有用的知识。通过阅读报纸，他开始养成了注意研究政治形势和观察社会问题的习惯。

　　有一天，毛泽东从鼓吹革命的报刊《江汉新闻》上看到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感到很新奇，便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该报有关“社会主义”的报道和文章，并收集了几种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其实，当时对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和介绍，还是初浅的、混乱的。那时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改良主义，或者只是从外国书籍中翻译了一些新鲜名词术语，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理论。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和新军里的士兵们热烈地谈论这个问题，并向湘乡东山学堂的同学和朋友们写信热情地介绍这个问题，认为这是“济世良方”，是救国救民的好道理。他后来对斯诺说：“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由此看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新鲜事物何其敏感，对革命真理的追求何其热烈！

　　新军的成分比较复杂，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阶层，其中有和毛泽东一起来当兵的青年学生，有来自农村的忠厚、朴实、勇敢的农民、手工业者和煤矿工人，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还有个别流氓无产者。青年毛泽东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正义感，这也深深地影响着新军的战友们。

　　一次，两个兵痞拿了一位摆摊老婆婆两包烟，不给钱就想走，还出言威胁。毛泽东出于义愤，独自走过去，指责两个兵痞的霸道行为，要求他们付钱。两个兵痞开始还想抵赖，随着围观群众越来越多，他们自知理亏，又辩不过毛泽东，只好乖乖付钱。此后，二人对毛泽东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多亏身为老兵的班长朱其升出面斡旋，事情才不了了之。

　　在文化学习上，毛泽东给过朱其升等人许多帮助。他经常和大家一起拉家常，谈生活，给他们写家信、讲故事。有时，他还教朱其升识字、看报，讲《三国》《水浒》中的故事，让朱其升学会了写信、记账，也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在新军中，毛泽东待人谦虚、热情、诚恳，和周围的士兵及官长处得很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接近，愿意跟他交朋友。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非常喜欢他们，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也交上了朋友。”他还通过讲解报纸上的新闻，给大家分析政治形势，鼓励大家为彻底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而斗争。大家都佩服他博学、多才，称他为“秀才”，说他有“大学问”。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辛亥革命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后来，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南北实行了“统一”，窃国大盗袁世凯轻而易举地登上了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代表湖南地主和军阀的谭延闿组织了一次叛乱，杀害了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篡夺了湖南的军政大权。类似的事件也在其他省份不断发生。推翻君主专制的革命果实，仍旧落到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和官僚势力的手中。

　　毛泽东本来怀着满腔热情投笔从戎，甘愿当一名革命军的马前卒，但是武昌起义、长沙起义以来的现实，使毛泽东感到失望。他认为，辫子剪了，清朝政府推翻了，但这场革命并没有使国家现状发生多大变化。国家和民族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912年3月，毛泽东毅然离开新军，结束了为时近半年的军旅生活。

　　离开军营时，毛泽东还与朱其升、彭友胜三人凑钱吃了一顿丰盛的“散伙饭”。临走，彭友胜又把毛泽东叫到一旁，偷偷地往他手里塞了两块钱作路费。5个多月，时间不长，但在那样的动荡年代，却足已让三个年轻人成为好兄弟。

　　同年4月，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1914—1918年，又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在校期间，与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先声。胸怀远大的毛泽东，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一边求学，一边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领导亿万劳苦大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五、难忘昔日战友情

　　苟富贵，毋相忘。毛泽东一生最重友情，不忘旧谊。对于那些昔日帮助他、支持过革命的同窗学友、军营战友，他尤其不能忘怀。新中国成立后，他不断给他们写信问候，寄钱寄物接济他们的生活，还热情邀请他们上京叙旧。

　　对于昔日新军中的朋友，毛泽东同样没有忘怀，甚至在几十年后还和他们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1949年11月15日，毛泽东给曾在新军辎重营当过文书的毛煦生（平江人）写信道：“前后三函奉悉，迟发为歉。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困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信中还请毛煦生向曾当过新军辎重营长的毛紫奇转达对他的亲切问候。

　　1950年5月，毛泽东收到姻兄赵浦珠反映乡土改问题的信。赵浦珠（1886—1975）系湘乡大坪人，毛泽覃发妻赵先桂的堂兄毛泽东大舅母文赵氏的娘家侄子，1911年曾与毛泽东一同参加湖南新军。善作诗，著有诗集《廉园拾遗》。二人既是曾经的战友，也是表兄、姻兄。

　　新中国成立后，赵浦珠被划为地主，由于涉及个人切身利益，他便向毛泽东写信，希望得到照顾。毛泽东立即亲笔回信：“浦珠先生姻兄左右：惠书及大作均收到敬悉，甚为感谢。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与，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风便尚祈时示周行。”

　　毛泽东虽然婉拒了赵浦珠的要求，但对他的生活却很关心。1963年1月，当得知赵浦珠生活困难时，毛泽东还给他寄过人民币300元，以补贴家用。

　　1950年春，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铁匠朱其升去乡里打农具，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的画像，心中顿时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激动地脱口而出：润之兄，毛主席，好久不见！

　　分别近40年了，朱其升依稀记得当年的往事。那年冬天，毛泽东刚入新军时，天气寒冷，作为新兵的他一时还未领到棉衣棉被，班长朱其升便将自己的冬装借给他，还与他共着棉被过了一个寒冬。

　　有了这份交情，朱其升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叙述二人40年的战友情。信寄出后，却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但朱其升毫不气馁，又接连写了几封。1952年8月30日，朱其升终于收到毛泽东的回信。在信中，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表达了对老战友的问候，并表示他们的另一位战友彭友胜也有来信。

　　在此同时，毛泽东还给朱其升寄来200元，希望能对他的生活有所帮助，这让朱其升感激不尽。1952年秋，毛泽东又把朱其升请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临别时，还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500元给朱其升，以应急需。

　　1951年3月中旬，湖南衡东县三樟乡老农彭友胜，给昔日的“老部下”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18岁在新军当兵时，彭友胜当时在新军当副目（副班长），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上司。虽然只共事过半年不到，但两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写完信，儿女们都抢着要替父亲去湘江对岸的湘潭县马家堰寄这封信。但彭友胜不干，非得亲自过划船过江，亲手把信送到了邮局。

　　20多天后，彭友胜等来了毛泽东的回信。这是一封毛泽东书信中的比较长的信，共有300多字，内容如下：

　　友胜先生：

　　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去试一试。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

　　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三月三十一日

　　在信中，毛泽东既没有答应给对方工作，也没有完全拒绝，只是希望彭友胜能“待在乡下为好”，而且也表示自己不便向湖南方面直接推荐。但同时，毛泽东也替对方想好了出路：如果确实困难，可以自己去去找省里争取。

　　拿着这封信，67岁的彭友胜喜极而泣，直奔长沙，去找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程星龄，自然受到了热情接待。

　　可是，没过多久，彭友胜就坚持要回老家去种地。他对程星龄说：“你们把我当上宾，天天让我吃鱼吃肉，又没事可干……”他确是想来找份工作的，而不是来混吃混喝的。但省里也确实没有合适他的工作，程星龄也不便向他解释。见此情况，彭友胜理解政府的难处，因此主动提出回老家去，不给省政府添麻烦。

　　回到老家后，当地政府也没亏待他。因为他是辛亥革命老兵，又在抗日战场上立过战功，所以，政府按规定每个月给他发30块钱的补助。

　　在老家，彭友胜发挥老兵本色，带领乡亲们种茶叶。每年茶叶丰收时，他都不忘包上一包雨前茶，寄到北京去，让老战友毛泽东也尝一尝。而每次尝到新茶后，毛泽东都不忘提醒办公厅的同志：记得回信。这茶，一送就是18年。

　　后来，湖南的文艺工作者因此受到启发，写了一首歌曲《挑担茶叶上北京》，由著名歌唱家何纪光演唱，唱成了名播大江南北的经典红歌。

　　（注：此文最早写于1990年，原题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发表于1991年8月出版的《湖南文史》第43辑之《湖南志士与辛亥革命》。此次有较多修改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