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黄县革命的点滴回忆

　　黄县最初到日本求学的除徐子鉴先烈外，还有王学锦、赵应秦、李召南、刘进之、李瀛海、徐镜古、仲子青、赵竹容等人，除赵竹容外都是上的6个月制的简易师范，预备归国后在农村办小学教育。他们都加入了同盟会。归国后，李召南在西关创办公益小学，李瀛海在城北迂家创办东川小学，王学锦在马亭王家创办育英小学，都是同盟会宣传的据点，但以育英最为活跃，扩展到第十育英小学（后来第九、第十停办）。他们的宣传材料是《民报》、《醒狮》、《河南》三杂志和《民报》的增刊《天讨》，还有邹容的《革命军》。宣统元年我从保定带来了明季王夫之先生的《黄书》，交给育英小学，它很快地给油印了百多本分送各学校。这是一本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写作，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可禅，可继，可革，而必不可以异族问之”，好多人都读这本书。至于《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就更不用说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句话大家是了解的，对“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就十分模糊。刘进之积学之士，从“平均地权”一句联想到王夫之的“均田废钱”的主张（是否王夫之，已记不清，刘曾把材料拿给我看过），以为地权固然要均，钱币也要废除，还写过几篇文章。总之，对“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两句话，多数的人是不注意的，或者给曲解了。同盟会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只要是意志相同的，经两人介绍即可加入。他们颇为谨慎，宣传面极广。在黄县，介绍的会员三十几人。至辛亥革命前又介绍了四十几人，这些都是久就接受了宣传教育认为忠实可靠的人。

　　王叔鹤烈士是重然诺、笃友谊的人。黄县银市，旧有所谓“期市”，即是“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赌博行为。制钱改为铜元，铜元入境，影响了银价的涨落。叔鹤的朋友某商店经理恰恰作了“空付”，眼见就要吃亏，叔鹤为了帮朋友的忙，挺身而出，力阻铜元进口。而作“存付”的对方商人，起而抵抗，就打起官司。县不能解决，打到省。省里正在推行铜元，认为叔鹤破坏钱法，给关进高检厅看守所里。为了表示虚伪的公正，省里派员到县调查过两次，高检厅也从县里传集好多证人（子鉴先烈是县农会会长，也被传集到省）。这个戏剧性的讼案迁延了好久得不到解决。就在这迁延期间，大量的铜元涌进了黄县，讼案对两方商店的利害也就失掉了意义。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县留济南的同盟会员，以为叔鹤才略优长，经呈高检厅将其保释，并介绍加入同盟会，叔鹤也立誓献身革命，死而无悔。黄县独立，叔鹤被选为副民政长，于县政多所规化。城破被执，敌拥至其标统李森前，叔鹤抗辩不屈，声色俱厉，敌命缚至西门外杀之。将行刑，叔鹤慷慨激昂，演说满汉关系和革命大义，至使行刑者大为感动，不能执刑，经两个多钟头，还是敌管带某赶至刑场亲自动手，才被杀害，当时见者无不感叹。

　　沪军从黄县撤退的原因和经过，《黄县革命史实》记叙极分明。但是有一小事也可以一提。北马之战沪军捕获两个行路人，疑为可能是敌探，送都督府暂行看管。连都督绍先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威，未经审问，即行枪决，并张贴了布告。沪军返城，大为不满，向其索阅供词，连拿不出来。沪军司令刘基炎大恼，谓连的滥杀，实是有意破坏他的军誉，连无以应。这也是一个小波折。

　　县城之陷落，必须重述一下。黄县为重城，东门外小乐家是教会所在地，敌军有些望而却步。南门和北门也只是巡逻及之。敌军主力集中在西门（五叉沟门）和西南门（牛〓门）。旧历20日敌军大举前来，子鉴先烈建议白天让兵士下城，饱餐熟睡，只派三几十人荷枪巡逻，即可无虚。夜间全部登城，外城从南门到北门不过六七里，兵士有400多人，可以防守牢固。这不是子鉴先烈一个人的见解，而是根据几个日本朋友仓谷、粟田、石井、乔本的策划而提出来的。连都督拒不接受，两人吵起来。后来子鉴自己下令让士兵下城（子鉴是参谋长），不过几小时，连承基又令兵士登城，闹得军心扰乱，无所适从。一连三日夜，兵士有些疲惫，常是偷偷地找民房睡觉。我也应当负责，我是军需，虽然预备的很丰富，但供应有时不能很快地送上去。我是24岁的不更事的青年，那里会作这些事。兵士吃不上，也就增加了疲困。24日拂晓，守城士兵倦极睡去，敌从西北隅蹬梯而入，城遂陷落。当时我坐在财政处一个柜子上睡着了，一个杂务把我叫醒，我才迷惘地跑到东门。子鉴先烈骑马站在门外，问我民政署的同志为何一个也看不见。他叫马夫王得胜到民政署探视，我就先走开了。在我走到10多里之后，徐镜心先烈飞马赶来道：“王得胜在民政署前被敌人打回，左肘受了伤，看来民政署同志一定有牺牲的。”他先到了白沟，吃了一些东西，还让小店给我预备了“清头”、“红头”蓬莱名酒。日本友人仓谷和粟田、石井也赶来，只缺乔本一人（乔本年少，长于射击，敢深入，好酒，常闹酒风，不听话，仓没办法，乃建议让他回烟台。子鉴给了他一锭宝银，他刚走出都督府，西城就响枪了，他放下银子，荷枪登城。到了烟台才知道他在北门牺牲了）。当时我的脚已跑坏，子鉴先烈的马夫王得胜让我骑马先走，他说我把参谋长背至蓬莱城也行。我到蓬莱城还不够两小时，子鉴和王得胜也就赶到。在蓬莱住了两天，我去烟台，在船上遇见关外都督蓝天蔚的参谋。当沪军撤退，黄城空虚，曾要求蓝派军舰停泊龙口湾，作为声援，并愿以3万元犒军。蓝欣然接受，派海琛舰驶龙口。3万元数虽不大，而战事紧急之际，商店多闭门，筹借也不太容易。经过六七天，款项筹妥而海琛舰悄然开去。后来我在大顺船上问他的参谋张明远，为何这样小器？他道：“蓝都督胆小如鼠，海琛停泊龙口，难道莱州清兵叶长盛还能给劫去不成！”又叹道：“蓝都督就是这样！和滦州已期会好了，只要陆地再发动，海军即立即驰援，而滦州发动了，蓝偏迟迟不行，牺牲了好多同志！”当时顾不得细问，家乡残破，心情烦乱，不可能再过问更多的事情。

　　文、荣惨祸，也有些为过去记载所未提到的，不妨追记于此。林基奎、丛琯珠等光复文登后，不急于建立武装，而把强迫剪发看作天字第一号的工作，这就给一些地主豪绅以反抗的口实和机会。他们招集一些土棍流氓和惯匪，打进城来，把起义诸人烧杀精光，并盘踞县署，发号施令，也自称为起义。此时胡瑛已到烟台，如能派适当的兵力前往，无需打仗，只要对空放几排枪，就能把这些匪徒赶跑，是不至于死好多人的。而胡偏派人前往调解，一连派了三次，都未能到达。匪徒认为革命军是无力量的，到处裹胁，很快地聚集到五六千人。胡知道不打不行，但又只派了一连兵去，结果被打回，伤亡了七八人。胡生了气，才派前都督连绍先带3000兵前往。是时匪徒已裹胁到男女5000余人。经过一场大战，匪徒死了1000多，我军也伤亡五六十人。后来子鉴先烈斥责胡瑛茶毒文、荣，是“妇人之仁”，他二人是老同志，说话没有什么忌讳。但胡不承认“妇人之仁”，而说自己是“书生之见”。

　　在烟台住了些日子，谣传叶长盛的密探常出没于烟台南40里之莱山集，胡瑛派广东十字军郑天楚带队前往驻扎，这是一些高中学生组成的部队，装备精良且美观，纪律严明，态度和蔼，它驻这个小集镇，声誉很好。他们不晓得北方语，胡又派我随同前往，代表都督府作一些和地方联系的工作。不久我回烟台，清明节前后随同子鉴先烈取道天津到了济南。先烈的《光复登、黄战事纪实》遗著，就是在船上写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文献，后来我发了四十几封信，凡是黄县可以查找的地方都查找过，但没能找到，真是十分遗憾的事。

　　30年前，由黄县革命史编写委员会主持写成《黄县革命史实》，执笔人是栖霞孙绍周，材料是根据我的口述和袁旨言先生补充，还有赵竹容先生的调查记，但总的说来是以子鉴先烈的《光复登、黄战事纪实》为纲领而加以扩充的。写成后印刷若干册，分送当日参加人士，征集意见并加以修正。这就是刊在《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二分册内的文件。还有些当时记录的事，我在《登、黄革命几件未记载的事实》一文内也都提出来了。今事隔多年，脑力昏愤已甚，再四思索，也只能想到上述几点。

　　〔作者张静斋（1887—1974年），1907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参加“登黄起义”，任军政府运输科长、烟台都督府委员。解放后，曾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处主任，文史馆副馆长。他是山东省一届政协委员，二、三届省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