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烟台起义亲历记

辛亥革命网 2021-01-28 13:49 来源:山东文史資料选輯 第十二辑 作者:崔士杰 查看: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数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揭开了我国历史新的一页。我当时曾亲自参加胶东地区的起义,现将有关史料分述于后。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数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揭开了我国历史新的一页。我当时曾亲自参加胶东地区的起义,现将有关史料分述于后:

  先从留学日本谈起

  前清光绪、宣统年间,中国人民深受清朝政府残暴的政治压迫;同时又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凌辱。当时虽有某些官僚政客大搞“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但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那些做法不能解决问题。由于西洋文明的影响,一般青年学生都想到东西洋各国去留学,学一些新的科学技术,以便回国后用以建设祖国。家庭富裕的,就到英、法、德、美等国去留学,家境贫困的,不能远游,只好到日本去求学。我就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赴日本留学的。

  在日本留学时期,孙中山先生曾数次到日本号召革命,作过多次公开的演讲。在听了孙先生的几次演说后,深深地感觉到必须推翻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要推翻清王朝政权,就必须革命。因此我经人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参加同盟会是在日本东京进行的,根据中山先生当时的革命主张,宣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加入同盟会后,作了些宣传活动。每逢假期回国以后,即在农村进行革命宣传。当时群众最听得进的就是《灭汉种策》一书。这书里面讲到清王朝统治者,屠杀汉人的一切虐政和阴谋。宣传时每一谈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状,许多群众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中国青年在日本留学的约有万人。其中山东留学生为数不少,最多时曾达一千余人。中国留日学生如此之多,同盟会的会员亦日益增加。孙中山先生数次到日本,具体指导革命活动。因此,一般同盟会员,以及非会员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受到孙先生的启发,提高了民族意识,认清了清王朝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增强革命觉悟。恨不得立即推翻清王朝,实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主张。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后,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镇压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运动。日本政府应清政府之请,于是年十一月由文部省颁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留日学界群起反对,出色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激于义愤,于十二月八日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想以他的死来激励人们的斗志。临死前,他写了一篇“绝命辞”,勉励人们“去绝非行,共讲爱国”,并留给留日学生总会一封信,要求他们坚持斗争。陈天华牺牲后,有一部分中国留日学生回国。仍有许多留学生在日本继续进行政治活动。对陈天华烈士牺牲事件,上海许多报纸曾谴责日本政府。

  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秋,辛亥革命在武昌发轫。当时我正在日本九州熊本县日本国立第五高等学校(帝大预科)读书,在校的中国学生有七、八人。当革命消息传到后,我们都很兴奋,并商议回国事宜。由于熊本县距东京较远,没有来得及与东京同盟会负责人联系,大家就决定回国。还商定回国后按照各自的情况参加革命运动,因为我是山东人,所以就搭船直奔青岛。

  到达青岛后,适值同盟会员徐镜心(号子鉴)等人,正在筹备山东起义,于是我就决定参加徐镜心的组织。大家商定首先在烟台起义,事成后继续西进,直捣济南。

  两支手枪光复烟台

  决定在烟台起义,实际上存在着很多困难。那时在青岛参加组织的人不多,尚不足十人,经济亦甚拮据。徐镜心在青岛人地尚熟,他到处设法张罗,捐借了少数钱款,准备了一点行装,就准备动身去烟台。正在这时,派往烟台的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清廷驻烟台的道台业已逃跑,只有炮艇艇长王传炯尚在烟台,已经躲到烟台海关不敢出来了。得到这个消息,大家自然都很高兴,我们就立即前往烟台。当时,我们十来个人,只有两支手枪。虽说清廷的道台已经跑掉,却并不意味着没有阻难和危险。我们激于革命热情,一点也不考虑这些。人人都是满怀信心,斗志昂扬。到达烟台后,驻在烟台的清朝官吏军警,一听说革命党来了,都吓得逃避一空。所以我们毫不费力地占领了烟台。占领烟台之后,立即成立了革命军临时政府。一方面布告安民,一方面拍电报告上海大都督,要求派人来领导革命。随后得到了上海大都督陈其美的复电,祝贺我们的胜利,并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待我们光复了登州、黄县后,上海派了胡瑛来烟台做都督。接着兰天蔚由东北来烟,商启予则从河北来烟。这些人都聚集在烟台,遂即成立了革命指挥机关,大家分头活动,预备在华北各地发动起义。烟台俨然成了华北的革命基地了。

  去大连搬兵

  我们初到烟台时,尚不知道烟台的道台衙门已空无一人。我们并未进驻,在它的南面一所商业学校设立了临时机关。接着我们便接收了当地警察的二十多支枪,充实了我们的力量。不几天,许多响应革命的人,听到烟台起义的消息后,便自山东各地来烟,都参加我们的组织。但是我们全部武力只不过二十几支枪。除了一些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和一般知识分子外,既缺乏武装部队,又无基本群众。正在这时,派往大连去作联络工作的连承基、刘艺洲、李惺斋等来信说,已经和南满的一支“胡子”(即土匪队伍)联系好了。这支关东“胡子”队伍,愿意回山东来参加革命。总共有五百多人,每人都持有匣枪两支,能攻能打,长于射击。只是苦于缺乏交通工具,故无法前来。因此,切盼能派一精通日语的人去大连,设法解决运输问题。徐镜心阅信后,立即下令派我去大连。我接受命令,实觉又喜又惊。因为这是我们这个革命组织成立后的第一道命令,而且这个任务异常艰巨。是关系到我们革命成败的大问题。所以,感到任务很光荣;但是又感到困难极多很不好办。因为到大连是人地两生,不好进行工作。徐镜心看出了我的心情,首先进行鼓励,接着指示具体作法,最后要求坚决执行并完成任务。我表示接受命令,并立即筹划动身驰赴大连。同时向徐镜心建议:若是运输问题解决了,这支队伍不必开来烟台,因为烟台革命已经站住了脚跟,最好还是带着这支队伍直取登州(即蓬莱县)和黄县。他经过考虑,接受了这个建议。我便去找日本人在烟台办的《芝罘日报》报社社长桑岛,请他设法介绍几个大连开船行的人,帮助运输那支队伍。桑岛慷慨应允,说了几个在大连开船行而又和他熟识的日本人,并且写了介绍信,我随即搭船去大连。

  我搭乘的轮船刚刚启航,忽然看到烟台市内一片火光。当时不知出了什么事。后来才知道,这是那个炮艇艇长王传炯,奉袁世凯的密令来攻击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的机关设在日本人桑岛办的《芝罘日报》报社的对面。日本人为保护他们的财产,便出面干涉。王传炯之流是最怕日本人的,因此,便停了火。我们的机关损失不大,只造成了几个人的伤亡。

  我到大连以后,立即见了我们的联络人员连承基(字绍先)刘艺洲(湖北人)和李惺斋(山东胶县人)等,他们都住在大连的一个戏院里。见面以后,我告诉他们光复烟台的经过,接着谈了联系队伍的南运问题。他们说队伍是已经接洽好了。这支队伍总共约五百余人,多半是山东老乡。其中有散兵游勇,也有到东北来谋生的流民,都是为生活所迫,才铤而走险的。他们枪支齐全,勇猛善战。本来盘据在东北金县、海城一带,现在愿意回家闹革命。当谈到运输问题时,我当即回答说,只要队伍联系好了,一定有办法。

  同他们分手后,我带着桑岛的介绍信,到大连商船株式会社接洽。该社的负责人,一看介绍信,就说大连、烟台间来往的船只很少,仅有两艘:一是十八号共同丸;一是二十号共同丸。前者载货不载人,后者人货俱载,并说乘二十号共同丸为宜。当即向我介绍了二十号共同丸的船长。但当时不便对船长透露真实情况,假称自己是一个跟人跑生意的,东家有一批大豆要运往烟台,请他多多帮忙。他回答说这事很容易,只要确定了时间,事先通知他便可。在告辞时,船长和他的夫人一再相约要常到他们家去玩,在以后的交往中,我就有意识地把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形讲给他们听,看神情,他们对中国革命也颇表同情。于是就乘机把运输队伍赴山东的真实情形告诉了他们,竟然表示愿意帮忙。只是因为二十号共同丸的航地是烟台而不是登州,如转地航行,则非经大连日本海关批准不可。经过两三天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持去烟台的船票上船,开船以后,即以队伍哗变的方式,在航行途中,强迫该船转赴登州。这样做,可以使船长推卸责任。船长几经考虑,最后同意采取这个办法,同时约定了上船日期。还向船长提出要求,千万要保守秘密。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船找好了,运输问题解决了,就回到戏院与连、刘、李等人接头。当即确定了上船日期,按时买船票带队上船。原定上船的约五百人,但实际上只有三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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