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湖史话:见证辛亥革命风云

辛亥革命网 2021-01-26 13:56 来源:济南日报 作者:侯琪 查看:

大明湖垂柳拂水,波光潋滟,在距今100多年前的那些岁月里,人们时常会看到几只小船在湖上泛游,最终都集结在历下亭下。原来,船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同盟会山东分会的一些重要领导成员

  大明湖垂柳拂水,波光潋滟,荷香在衣,芦叶吹雨,而湖中的历下亭更是优雅静谧,景致宜人,自古至今,留下诸多的文人雅事与文采风流。

  在距今100多年前的那些岁月里,人们时常会看到几只小船在湖上泛游,最终都集结在历下亭下。原来,船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同盟会山东分会的一些重要领导成员——当年策动山东独立的功臣们。

  他们中有徐镜心、丁惟汾、谢鸿焘、刘冠三、王乐平等,他们是借游湖消遣之名,避开敌人视线,实则到历下亭开会策划山东独立大计的。

  东一字儿摆开:山东独立运动的发祥地省咨议局大厦;辛亥志士刘溥霖设在鹊华桥东的革命联络点“宜春轩”钟表铺;集中着丁惟汾、王乐平等众多革命者的山东政法学堂。尤值得一提的是大明湖中央的湖心小岛历下亭,那其实是济南革命党人的议事厅,革命党的秘密会议大多在这里举行。所以,称大明湖为辛亥革命山东独立和济南革命斗争的策源地,一点儿也不为过。

  而在国内,集风景胜地与革命基地于一身的处所,实不多见。

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咨议局

  北岸的山左公学传播革命思想

  清末,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统治,采取多种手段,如办报和兴学。

  丁惟汾在《山东革命党史稿》中特意指出:“党人其章皇主义而传布之者,莫急于办报;其爬罗豪英而陶铸之者,莫急于兴学。学校非独人才所自出也,始事之艰难,往来潜伏,唯学校能容焉;声气互达,唯学校能通焉;发谋举事,唯学校能秘焉。”

  当时革命党人利用清廷提倡私人办学之机会,专门创办诸多新式学堂,这其中最著名者,当数刘冠三的山左公学。

  山左公学最初在趵突泉附近民舍。后来人数增加很快,学校迁往大明湖北杨家庄张宅,又称张家花园。

  山左公学有学生四五百人,分为师范部和中学部,学生散居于附近各村落,都是一些追求新思想、新知识的进步青年,而教师队伍更有“一时罗致,号称多贤”之称。徐镜心、齐树棠、左汝霖、周树标、邓文翰等同盟会员热情来校任教,大力传播革命思想。

  当时在山左公学任教的,还有积极投身山东独立的同盟会会员、被称为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的鞠思敏(1872—1945)。据他的学生林治文回忆,鞠思敏于1936年夏由英武庙街的茅屋里,迁入大明湖畔的县东巷住宅(今105号);而这所四合院,则是他的学生不忍他的穷困捐款所建的。在日寇占据济南时,他坚辞省教育厅厅长的高位,保持崇高的民族气节。

  当年的山左公学不仅有着如此出色的教师队伍,刘冠三等还将《民报》《革命军》和《晨钟》等革命书刊带入校内,广为传阅,激起革命思潮,师生们意气风发,不少人参加同盟会,投入反清革命斗争,其后公学学生为革命献出生命者甚多,其中佼佼者如刘溥霖、邵霖勋、周希文、钟孝先、林登弟、毛守枢等,都是同盟会员。山左公学成为革命的摇篮。

  然而,正当学校蓬勃发展之时,清政府察觉到山左公学的办学情况,山东巡抚杨士骧闻报大惊,便立即命令提学使方燕年暗中监视,寻找借口惩办关闭山左公学。为保全学校,刘冠三将校务委托同盟会会员周树标,于1907年冬悄然离校。但刘冠三的离去也无法解除清政府对山左公学的恐惧与仇视,不久学校便被废止。

  “大鸟笼子”见证山东近代独立风云

  清末民初的大明湖畔,洋楼画阁与渔庄蟹舍同在,草冠革履与画船萧鼓并存,传统与现代融合在水光山色之中。

  而这其中最耀眼的所在,莫过于那个洋味十足的穹窿圆顶的建筑,它是民国时的山东议会大厦、晚清时的山东省咨议局。

  咨议局坐落于原抱厦街3号,位于今日大明湖路西段路北、山东省政府北门对面。因为它的外形远看酷似鸟笼,所以济南人都称其为“大鸟笼子”。

  然而,大鸟笼子被历史牢牢地记住,不仅因为它那新颖独特、别具一格的幽雅造型,更重要的是,从晚清到民国,济南和山东近代史上许多的重大政治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为了挽救其封建统治的危机,被迫接受立宪派的要求,通令各省成立咨议局。宣统元年至二年(1909—1910),各省咨议局和北京资政院相继成立。立宪派在其中占据了优势。

  咨议局具有地方议会的性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它对打破专制局面、活跃民主空气,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咨议局受地方督抚控制,没有半点实权,还不能说是完善的近代意义上的地方议会。

  山东咨议局成立于1909年10月,内部形成了两个派系:“六二党”与“清流党”,而权力则被封建顽固派的六二党所把持。六二党系议员62人,他们大多为有功名的官僚士绅,当时被社会戏称为六二党。另一派人数较少而思想较新,倾向革命,被称为清流党。1910年初夏,农民群众抗拒地方官府苛捐杂税的“莱阳曲诗文事件”发生后,清流议员认为是“官逼民反,罪在乡绅”,而六二党则助纣为虐,偏袒、附会甚至柔媚山东巡抚孙宝琦动用军队镇压农民的暴行,于是,丁佛言、王志勋、周树标、张公制、尚庆翰五位议员愤而辞职。山东省咨议局在社会舆论下身败名裂,为世人唾骂不已。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全国10多个省宣布独立。武昌起义的消息振奋了山东的革命党人,曾在日本留学的山东同盟会员纷纷向省城济南集中,打算抓住时机一举促成山东的独立。

  山东独立,首先是拿咨议局开刀的。

  当年的风云人物,同盟会的徐镜心、丁惟汾、谢鸿焘等是策动山东独立的决策者。

  清流议员有丁佛言、曲卓新、侯延爽、周树标、王志勋等,其中周树标、王志勋也是同盟会员。

  丁佛言是山东黄县人,与徐镜心是同乡并交往甚密。他曾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当时已是颇有声望的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巨擘,而他却久恶清廷腐败且以立宪欺世,欣然同意与革命党人同心协力,推翻清廷,共谋大业。时人这样评论他:“世峄(丁佛言名字)以议坛清望,响应革命,群相依附,如水就下,使山东易帜,乃得事半功倍焉!”

  当年山东独立的中坚分子,在学界还有颇有威望、热心桑梓的王讷和庄陔兰,他们均已暗中参加了同盟会。

  1911年11月7日,革命党人丁惟汾、谢鸿焘等联络各界人士,集会于这所注定被历史铭记的咨议局会议厅。

  当场议决一举取缔勾结官府、彻底成为革命绊脚石的山东省咨议局,成立了山东各界联合会,作为全省立法和监督行政的最高机关,会议推举夏继泉为会长。

  夏继泉(1883—1966),字溥斋,号莲居,山东郓城人,清末名宦登州总兵、云南提督夏辛酉之子。由他出任会长一职,是同盟会、立宪派和其他各界人士一致协商的结果。其原因主要是:夏在京津任职时,于同乡中“颇负廉能之望”,夏与新旧人物均多交往,山东军界将领又多其父昔日下属。这样,他便可以游刃其中,即可与旧势力相抗衡,又便于应付社会各方面的事务。

  推翻山东咨议局的五天之后,即是山东独立日。历史会永远记载下这个日子:1911年11月13日;而事件发生的地点,依然是大明湖边这座被济南人称作大鸟笼子的美丽建筑中。那一天,许多征兆都在预示着将有大事发生,革命派事先安排武装人员在各大门口把守,会场气氛严肃而紧张。与会者情绪热烈,发言踊跃,一致谴责昏庸腐败的清政府,要求立即宣布山东脱离清廷而独立。

  大会从早上8点一直开到晚上9点,而孙宝琦却始终不肯表态赞成山东独立。原来这孙宝琦非是等闲人物,他曾任清廷驻法公使、驻德公使等职,思想比较开明,但其父孙诒经做过侍郎等要职,他又与庆亲王奕劻及袁世凯均为儿女姻亲,这些脱不掉的干系都使他不能断然割舍与清廷的关系。

  此时,被革命党人争取的新军第五镇参谋黄治坤忍无可忍,向孙宝琦声言:如不赞成独立,将以武力相向,会场内有二百支手枪……他说到这里,掏出手枪大声喊叫,赢得现场群众“声震屋瓦”般的高声附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后,在夏继泉、丁佛言等人的大力斡旋下,这才迫使孙宝琦宣告山东独立。

  然而,由于当时山东反动营垒的相对强大,革命党人缺乏自己的武装力量等诸多原因,这场山东独立的革命运动有点儿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它只坚持了10余天便被反动势力所扼杀。尽管如此,它依然对全国革命形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和影响,更是在山东近代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民国成立后,大鸟笼子迎来了它生命中至为光辉的一页。1912年9月27日下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来到这里,连续参加了济南(山东)学界和各团体分别举办的两场欢迎会,并且发表了重要演说。孙中山在演说中,谈到“以人民为民国主人”“政府为人民之公仆”的真正民国的政治内涵,更多地谈了“民生”“建设”等现实课题,特别是建设“二十万里铁路”的重大意义和“持开放主义”的兴办铁路政策,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会后,孙中山还乘兴游览了大明湖和千佛山。这段伟人与济南的因缘际会,在孙中山的革命历程和济南的城市发展史上,都留下值得人们永久铭记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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